据为己有。此时，秦国势力已十分强大，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便说要用十五城来交换璧。赵王孱弱，只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上演了完璧归赵的故事。
  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归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谏逐客书》有“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的句子，“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璧”两物，说明和氏璧已入始皇之手。秦王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良工将此玉琢为玺，玉工孙寿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为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
  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视天下，船至洞庭湖，忽然风浪大作，有人献策丢宝镇浪，便将传国玉玺丢入湖中。说来也怪，洞庭湖竟立即风平浪静。
  八年后，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持玺挡道，奉还秦始皇曰：“持此还祖龙。”（皇帝称“真龙天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而称“祖龙”）始皇帝使人收下玉玺，该人即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不久，秦始皇东巡时病倒于途中，据《史记·秦本记》，秦始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即以此玺为天子之权的象征传给扶苏。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玉玺传给二世胡亥。
  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把璧献给刘邦。刘邦入咸阴，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和氏璧成了天下的象征，类于“九鼎”。
  刘邦建立汉朝，并把秦玉玺作为汉朝的国印，从他起，将玉玺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自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王莽的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命大臣王舜向孝元太后索取传国玉玺，孝元太后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倒心向着汉室，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此镇国之宝掷于地上（《汉书·元后传》），据说摔坏了玺纽的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东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王莽，夺回传国玉玺，此玺又成了汉家天下的象征。
  到了东汉末年，战乱纷起，群雄逐鹿，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此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已不知去向。不久，董卓之乱，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见城南甄官井中隐隐冒五色彩光，使人下井打捞。捞起一宫女服装的尸体，显见那尸体已经有很长时间，却未腐烂，尸首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打开里面有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意外地得到玉玺，《三国演义》有“匿玉玺孙坚背盟”一回即此谓。孙送给袁术，袁败后归汉献帝。
  然后曹丕废汉自立，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传国玺，并自作聪明地在玉玺一侧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汉传国之玺”。
  只过了四十五年，这颗玉玺又传到了司马炎的手中。司马炎倒没有再在上面刻上什么“晋受魏传国之玺”的字样。要是都像曹丕这么刻下去，后来抢得皇位的皇帝们恐怕就没地方去刻字了。
  五胡乱华，玉玺由南朝承袭。
  不过，后来的皇帝们不管这颗玉玺上有没有地方供他们刻字，以纪念抢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颗玺了，因为这颗用和氏璧刻的传国玉玺传传传丢了！
  这颗玉玺由魏、西晋相传，经前赵、后赵，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后苻坚为其部将姚苌俘获，姚要他交出玉玺，苻坚说已送给东晋了，玉玺在这时可能已经丢了。
  姚自己要当皇帝，觉得不能没有传国玺，于是在他建立后秦国时，就伪造了一颗“传国玺”。他这一招启发了所有想当皇帝的朋友，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垂也伪造了一颗。东晋司马家族素以正统自居，见此情形，也连忙伪造一颗，却把文字刻错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他们还顺便编造了一则故事，称这颗假玉玺是冉闵的部将蒋干送来的。
  后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是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隋灭，隋炀帝杨广皇后萧氏携玺及部分皇室人员流亡突厥。唐贞观四年，萧后携玺归唐。
  唐末，玉玺为后梁朱温所得，传于后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
  后晋时北辽大举入侵，多次抢掠，传国玉玺至此不见载于文献。
  北宋赵匡胤以后的皇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颗，但却没了传国的玉玺。虽然后来的王朝也多有声称发现传国玉玺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间伪造仿刻之作，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而编造出来骗人骗己的，官吏借此以讨好皇帝罢了。
  宋绍圣年间，咸阳获一方“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的考证，认为是真秦制传国玺。明孝宗皇帝也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认为是假的而没有用它。
  清初时，故宫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称为传国玺。而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一块赝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仍在追索这块镶金王玺。
  这块传了几千年的宝玉，它到底藏到了什么地方呢？！！





    煮酒论史 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
    2007-7-7 3:49:00 17200

  
  董卓进京述论 
  作者：陈勇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剥夺了何太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并将代少帝继统的献帝，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汉魏之际皇权嬗替的进程，由此而发轫。
  黄山《后汉书集解校补》在比较了董卓、曹操时期宰相制度异同后指出：“（曹操）使大权归于一己，固自以为优于卓，实则甘心为卓所为而已。”黄山拘泥于名教，对于一切动摇汉室基业之举，统统加以否定，其立场并不足取，但他揭示了董卓、曹操政治上的继承关系，见识又有过人之处。
  本文试图澄清董卓进京的基本史实，进而重新认识汉魏之际历史剧变的背景。
  一、废少立献与迫何太后归政
  （一）有关废少立献的两处疑点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废少立献，一时震惊朝野。董卓此举用心何在？由于旧史所述疑点颇多，而显得扑朔迷离。
  《后汉书董卓传》：“中常侍段圭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以上范晔记叙董卓废少立献之缘起，十分可疑，有待于深入辨析。
  其一，董卓废少立献的前提，据范书本传说是选贤。其时少帝年十七，陈留王仅九岁，相形之下，后者更加缺乏执政的能力和经验。重要的是在群臣看来：少帝“富于春秋，行无失德；”〔1〕“未有不善宣闻天下。”〔2〕《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废少之策，谓“帝天资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云云，与士大夫所言差异甚大，可信都是董卓强加的不实之辞。
  再者，少帝一行人连夜出逃，突然与凉州羌胡兵相遇，其张皇失措本来是正常的反应；陈留王即使确如史籍所述能够从容应答，也是由于年纪幼小，身陷险境而懵然无知。董卓仅仅凭藉其与少帝、陈留王的一次对话，就判定二人的贤愚，是令人费解的。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董卓将步骑迎少帝于北芒坂下，“〔卓〕前见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邪？’”我认为，这段记载可能更接近于事实。
  少帝（确切地说是临朝的何太后）信用宦官，败坏朝纲，已为朝野所共见。由上引董卓在北芒初见少帝时的寥寥数语即可推知：他是抱着一种对少帝、太后批判的态度进京的。也就是说，其废黜少帝的动议，与少帝在万分恐惧之中能否流利“辞对”，实际上并无多少关系。
  其二，董卓欲行废立的另一个因素，似乎是考虑到他与少帝、陈留王关系的亲疏。征诸史实，陈留王刘协确曾“为董太后所养”。但是，董太后籍贯在河间，其父即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解渎亭侯刘苌；董卓则是陇西人，其父君雅官至颍川纶氏尉。可以说，董卓与董太后两个家族，在地域、官阀、婚配诸方面相去甚远。“卓自以与太后同族”，而选择陈留王继统，显得极为牵强。
  那么，董卓废少立献的真正起因，究竟又是什么呢？
  （二）废少立献是迫何太后归政的前奏
  董卓废少立献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项大的举措，即迫使临朝的何太后归政。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废少立献是为何太后归政所做的准备。
  中平六年四月，灵帝死，少帝继位，何太后临朝。同年八月，太后兄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后汉书何进传》：吴匡、袁术烧南宫，诸宦官“因将太后，天子……从复道走北宫”，以避兵锋。卢植于阁道窗下仰数宦官段圭，“段圭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董卓进京后意在独揽朝政，而何太后倖免于难，势必继续临朝，这自然又会约束董卓的权力，是董卓所不能容忍的。
  董卓的目标在于逼迫何太后放弃临朝，但仅仅做到这一步，并不能完全排除其隐患。因为接替何太后权力的少帝，正是何太后所生，其得以登极，亦赖何氏之助。何太后归政之后，仍然可以通过少帝，对朝政发生影响，使董卓难于真正操纵皇权。更严重的是，董卓如果杀死何太后，又将同少帝结下深仇。董卓对少帝这个潜在的敌人，不得不有所防范。废黜少帝之事，大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董卓需要寻觅一位刘姓宗亲，取代少帝的位置。当时，少帝异母弟、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与灵帝血缘亲近的条件外，陈留王生母王美人当年正是何后鸩杀的。陈留王后来为灵帝母董太后收养，而董、何两位太后关系紧张，人们甚至怀疑董太后之死，是何太后及何进所害。陈留王终将与何太后产生隔阂。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董卓严酷处置何太后，无须担心引起陈留王的敌对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董卓废少立献乃至逼何太后还政，又是以何太后的名义进行的〔3〕。按照东汉后期形成的制度， 从皇帝去世到幼帝亲政前的一段时期，临朝的皇太后在政治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包括选择皇位继承人等重大国事的最终决策权。何太后临朝听政业已昭示天下，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废立之事，就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其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遭到曹操的坚决反对，表明董卓的政敌们并未抓住任何抨击乃至颠覆献帝法统的口实。董卓假手何太后废少立献，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实际上，董卓逼何太后还政，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国民表态。前引《献帝起居注》所录策文又曰：“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为何氏罪己之诏。而何太后丧失了权柄，就只能坐以待毙。《后汉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迁皇太后于永安宫〔4〕。 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值得注意的是，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却迟迟未对少帝下手。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董卓进京之后，是把临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视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险的对手，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为首先消灭的目标。
  （三）废少立献与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
  东汉末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已经孕育了革新皇权的形势。《后汉书党锢传》序论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议”运动发动的背景。余英时先生又谓东汉士大夫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群体之自觉”〔5〕。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就不难发现：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权的支持分不开的。因此，尽管党人名士在如何对待当朝皇帝或皇太后的问题上，态度大相径庭，可是当他们自觉地与外戚、宦官划清界限时，实际上又表现出对皇权的独立性。我认为此种独立性，应该就是所谓“东汉士大夫之新自觉”的基本内涵，这也许可以算是对余说的一点补充。
  《党锢传》谓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