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酿成党锢之狱。需要注意的是“诽讪朝廷”一句。朝廷在此应指皇帝，《后汉书王允传》“朝廷”一语下李贤注云：“朝廷谓天子也。”与此同义。范晔既言“诬告”，李膺等人之“诽讪朝廷”，大概是无中生有的罪名。但我们不能设想，党人名士面对“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现状，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触及在位的皇帝和临朝的太后。
  《后汉书逸民传》记录一则“汉阴老父”指责灵帝的故事。余英时先生推断，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6〕。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与本文无关。然而，这毕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末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观念的迁移。
  前引《英雄记》谓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献帝起居注》载废少立献之策，复谓何太后“统政荒乱”，其实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见。《后汉书袁绍传》载董卓述其废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进而又严厉批评了已故的灵帝。
  《续汉书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刘昭引《袁山松书》录此议颇详，谓章帝以后，“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顺、桓四帝）之号，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诸帝，甚至废去其庙号，与党人名士之“诽讪朝廷”，正是一脉相承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汉末清议运动又为董卓政权的崛起，做了舆论方面的准备。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汉阳人阎忠就曾劝说手握强兵的皇甫嵩：“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直捣洛阳，清除宦官，继而代汉称帝〔7〕。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陈蕃之子陈逸等又说动冀州刺史王芬，趁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机，以武力将其废黜〔8〕。 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两次密谋是个重要的朕兆，即少部分名士为挽救东汉的政治危机，已不惜行“非常之谋”，即使“冒易代废帝那种越出儒家道德规范的大风险”，也要一试〔9〕。 这是汉末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的新动向。
  不过，汉末的君主们虽已腐朽不堪，但要变革皇权却并非易事，至少并非党人名士力所能及。清议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阎忠、王芬的计划亦未获成功。
  皇甫嵩否定了阎忠之议，理由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10〕。曹操则拒绝参与王芬之谋，认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11〕！上引《后汉书董卓传》：何进、袁绍“谋诛宦官”，私呼董卓诸将入朝，“以胁太后”，其目的也绝不是要攫取少帝、何太后的权力。
  直到董卓进京，取代汉帝、太后执掌朝政，才真正摧毁了没落的旧皇权，为改朝换代准备了条件。我认为，这是董卓废少立献及迫何太后归政最重要的一项意义。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为东汉中后期主要的政治弊病，这一点无须赘言。本文要说明的是：外戚、宦官势力在东汉社会中的生成、扩张，又与当时通行的皇太后临朝之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看到，自和帝朝起相继擅政的外戚，其身后各有同姓的太后作为凭藉。尽管何进兄弟在董卓进京前均已被杀，但是只要何太后继续临朝，就依然存在着外戚干政的危险。
  另一方面，东汉时宦官介入国事，往往也是出于皇太后临朝的需要。《后汉书宦者传》有一段论者习用的文字：“邓后以女主临朝，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可见皇太后与宦官之间，已结成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即使宦官把持政治，会带来明显的消极作用，临朝的女主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何进被杀一事进而说明，甚至在外戚与宦官形成对抗时，充当仲裁者的皇太后，也不会轻易抛弃宦官。
  《何进传》称：袁绍等人在何进死后，“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使宦官集团遭到一次灭顶之灾。然而，何太后重新亲政，终归还要选用刑人。宦官势力又可能死灰复燃，再度染指政治权力。
  董卓迫使何太后归政，东汉政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外戚、宦官失去其赖以孳生、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困扰社会多年的外戚、宦官专权之弊，终于得到了抑制。这是何太后归政的另一项重要意义。
  二、关东、关西对立与并、凉武人合流
  董卓及其凉州集团具有特殊的政治、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董卓政权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运，该政权内部各个阶层、各种势力的聚散分合，正是由此决定的。
  （一）关东与关西的对立
  关东与关西的对立，是董卓之乱的突出表象。而关东方面的代表人物，几乎均为党人名士，他们与董卓及凉州集团的矛盾，并不限于地域冲突的层面。董卓上台后大批进用党人名士，史家对此多有论列〔12〕。但党人名士却总是拒绝合作，有些甚至公开与董卓决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我们可以断定：董卓对于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的严重破坏，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索。
  董卓废少立献以及逼何太后归政的意义，上文已作分析。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条件，在于他不仅迅速控制了洛阳的军队，而且敢于突破名教观念的束缚。
  众所周知，东汉党人名士尽管一再掀起反对宦官的政治浪潮，然而由于他们缺少兵权，所以当宦官势力大举进攻时，又只能束手就擒〔13〕。董卓虽然只带三千步骑进京，但他寻而兼并了何进兄弟及丁原部曲，“京都兵权唯在卓”矣〔14〕。《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董卓倡议废立时称：“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他军权在握，与党人名士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党人名士一般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羁绊。上文曾提到，东汉党人名士的“群体自觉”，本质上带有独立于皇权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党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权的必要性，至少多数人还缺乏这种认识
  。
  甚至连皇甫嵩、曹操一类人物，也囿于名教而不敢造次。皇甫嵩出身凉州将家，又追随党人名士，渐入清议之中。他在军事上一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子郦就当面说：“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15〕可他拒绝了阎忠之谋，又束手就董卓之征〔16〕，一再丧失左右政局、改造皇权的机会。
  曹操极力交结名士，并讨得许劭一流的评语，但“浊流”的身世，使其难于跻身名士行列。尽管如此，他先是反对王芬推翻灵帝，后来又反对袁绍拥立刘虞。甚至到了代汉的前夕，他依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司马光评论此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7〕就是着眼于名教的制约。
  我认为，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关东党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物，都难于迈出夺取东汉皇权的关键一步。
  《后汉书盖勋传》引宋枭语，谓“凉州寡于学术”，反映了汉末社会一般的看法。史籍记载董卓诸将在魏晋之际的活动，无一与儒学有关，可见此辈正是缺乏学术方面的素养。他们的文化面貌，与关东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异的。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谓李傕“弗知臧否”。董卓的部将们大多也是如此，他们不具备参与清议的条件，以至在思想上无法同党人名士沟通。《后汉书董卓传》在记叙董卓擢拔党人名士一事后，紧接着说：“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做这样的安排，一是“忍性矫情”以收拢人心，二是李傕之徒确实不能胜任素由名士垄断的高级文职。
  我们看到，正是“寡于学术”的董卓诸将，进京之后不为名教所惑，果断废黜了少帝、何太后，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然而，这是党人名士自己不敢做，又不允许别人做的事。他们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集团在政治上的分歧，是无可避免的。袁绍、卢植等人在废立问题上，先后与董卓发生激烈争执，就是有力的证明。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奸淫，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20〕。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由同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可知“湟中义从”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秦胡”一词何义，学界众说纷纭，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是比较合理的〔21〕。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与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将所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为“羌胡”；应劭可以说“董卓拥胡兵”〔22〕；蔡琰也可以认定“卓众来东下，……来众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皇甫规妻却斥之为“羌胡之种”，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