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过后的几天，屯子里渐渐安静下来了。

    年过完了，炮仗放完了，走亲戚的该走的都走完了，屯子又恢复成平时那种不紧不慢的样子。天还是冷，地上的雪一点没化，踩上去照样“咯吱咯吱“响，可那声响里少了点什么——没了鞭炮声衬着，就是单纯的雪在脚底下被压实的声音，听着比年前空了一些。像是年把什么东西从屯子里带走了，带走了就没还回来。

    我每天还去屯道口看一眼。老槐树底下那个雪人已经化了大半了，脑袋塌了一半，两只用树枝做的胳膊歪歪斜斜地耷拉着，像是一个人走了太久累得垮了肩膀。可那个笑着的嘴还在，浅浅一道印子，在化掉的雪面上勉强维持着一个弯弯的弧度。太阳一天比一天高，雪人一天比一天矮。到初五那天早晨我去看的时候，雪人已经化成一摊浊水，渗进了泥土里，只剩两根细树枝还斜插在地上，像是在等人来把它们拔走，又像是两截还没发芽的树桩子，等着春天来了重新长出来。

    我把那两根树枝捡起来看了看。都是普通的杨树枝，细细的，表皮光滑，断口整齐，像是被人用手掰断的，不是折的。树枝底部沾着一点湿泥，我拿手指蹭了一下，湿泥里混着一小撮灰白色的细毛，像是从什么棉袄的里子上蹭下来的。

    赵三爷那件灰蓝褂子的里子。

    我蹲在那儿捏着那两根树枝，树枝被我掌心的温度捂了一会儿，表皮上凝出一层细细的水珠，像是树枝自己出了一层薄汗。我拿袖子把它们擦了擦，揣进衣兜里带回了家。

    那天下午我去找了一趟屯长赵大鼻子。他正蹲在自家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落下去，木头咔嚓一声裂成两半，一股新鲜的松木味儿从裂口里冒出来。他看见我来了，放下斧头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咋了？大过年的有啥事？“

    “屯长，后山护林屋那把枪还在炕桌上吗？“

    赵大鼻子愣了一下，歪着头想了想：“应该在。上次我把它放回去之后就再没进去看过。咋了？枪出事儿了？“

    “没出事儿。我就想问问，那把枪旁边的弹壳还有吗？“

    赵大鼻子挠了挠后脑勺：“有吧。七个，红的，排成一排，我没动过。咋了？“

    我点了点头没再问，转身走了。赵大鼻子在身后喊了一声“你这孩子问这个干啥“，我没回头，摆了一下手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了枪声。可这次跟之前不太一样——枪声响完之后，后山安静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安静。风停了，树枝不摇了，连远处屯子里的狗都不叫了。整座后山像是被人按了一下静音键，什么声音都被收走了，只剩下一大片白茫茫的安静从山上漫下来，把整个屯子泡在里面。

    那安静持续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然后忽然就破开了——不知从哪儿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像是有人从深山里吐出了一口积了很久很久的气。那叹息又轻又远，隔着雪地隔着夜色传过来，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像风声了，风呜呜地吹过屋檐，在檐角打了个转，又散了。

    我在炕上坐起来。窗外的月光照在雪地上，银白一片，清清楚楚的。我盯着屯道口的方向看了很久，老槐树的影子稳稳地立在那儿，还是一动不动。可槐树底下的雪地上，那两根树枝被我拔走之后留下的两个小洞，已经被雪重新填平了，平平整整的，像是从来没插过什么东西。

    那孩子已经走了很远了吧。远到连脚印都被雪盖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护林屋。这回是我自己去的，没告诉任何人。后山的路被雪盖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大半个时辰才爬到山腰。护林屋还在原来的地方，门锁着，锁头上落了薄薄一层雪。我从窗户缝往里看——炕桌上的那排弹壳还在，七个，暗红色的，排得整整齐齐的，间距都一样宽。可那杆枪不见了。炕桌空了一大片，灰扑扑的桌面上只剩七个弹壳围成的半圆，中间的位置原来横着枪，现在空着，枪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印子，颜色比周围稍微浅一些，像是桌面上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之后留下的一个影子。

    我站在窗户外面看了很久。那把枪去哪儿了？被谁拿走了？赵大鼻子说他放回去就没再来过，那枪自己长腿走了？还是那孩子走的时候把它一起带上了？

    我蹲在护林屋门口，拿手扒开了门口的一层雪。雪底下露出来一行浅浅的印子，不是脚印，是两道平行的窄痕，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拖在地上拽过去的。那两道窄痕从护林屋门口一直延伸到山脚的方向，然后在山脚拐了个弯，往北边去了。像是一杆枪被人拖走了。

    那孩子走的时候，把枪也带走了。

    我蹲在那儿看着那两道拖痕消失在北方的雪地里。风从山上吹下来，冷飕飕的，灌进领口里冻得我一哆嗦。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雪，又看了一眼空了的护林屋。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花，透过冰花看进去，炕桌那七个暗红色的弹壳还在，围成一个半圆，像一只缺了一半的手掌张开着，像是还等着什么东西落进它掌心。

    那杆枪不会再回来了。它跟着那个孩子走了，往北走了。它守完了该守的夜，送完了该送的魂，最后被那个孩子拖走了——那孩子光着脚，穿着赵三爷的灰蓝褂子，手里拖着一杆比他个子还长的猎枪，一步一步地走在雪地里，往北走，一直走，走到看不见的地方。

    那孩子原来一直想走，可缺个伴。现在他有了——杆枪，比他岁数还大的枪，枪托上刻着六个字。他拖着它走，像是拖着一个累赘，又像是拖着一个朋友。他们一起走了，走在北边那条看不见尽头的路上。枪不响了，可它还在。那孩子不说话了，可他还在走。

    我下了山，回到屯子里，谁也没提这件事。那天晚上屯子里的风终于彻底安静了，连屋檐上结的冰溜子都没有被吹落一根。后山的方向不再传来任何声响，整座山像是终于闭上了嘴。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后山看了很久，月光把山的轮廓清清楚楚地描在天边，一道黑沉沉的长线。护林屋藏在那些黑沉沉的长线里头，看不见了。可我知道它在那儿，空着，桌子上的弹壳还摆着，七个，暗红色的。门锁着，锁头上落了雪，没人会再去了。

    那晚我躺下之后一直睁着眼，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声枪响我已经听习惯了，它每晚都来，来了我就知道山还在被看着。现在它不来了，山还在，可像是少了什么东西，少了一个每晚都会响起来的、闷闷的打招呼的声音。

    后来我又醒了一回，窗外的月光照在被子上，白花花一片。我翻了个身，忽然听见远远的、极轻极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响——不像枪，更像是什么东西被风从高处吹下来，落在了雪地上，轻轻的一声“噗“，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像是有人把一件东西放下了，然后站起来走了，走得很远。

    第二天早上我去屯道口看了一眼。老槐树底下那块雪地上，多了两个浅浅的凹坑，不大，间距约有一尺宽，像是有人把一根长条形的物件搁在雪地上压出来的。凹坑旁边有两行脚印——一行是光脚的，小小的，往北去了。另一行细细窄窄的，两道平行的痕，跟在那行小脚印旁边，一起往北延伸，到了屯道尽头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

    那杆枪被放在了老槐树底下，停了一夜。然后又被拖走了。

    那个孩子犹豫了。他走到这儿，把枪放在槐树底下，自己往前走了一段，又回来把枪拖上了。他在老槐树底下站了很久，最后决定带着它一起走。那杆枪太重了，可他不愿意把它留在护林屋里。它已经替他守过夜了，他不能让一把会自己响的枪留在一间空屋子里孤零零地生锈。所以他把它带上了。那杆枪陪着他往北走，枪管在雪地上拖出一道细细的、长长的印子，像一条绳子，把两个人的命拴在一起，拉着一块儿往北走了。

    我蹲在那儿看着那两道平行的拖痕一直延伸到屯道尽头的拐角处，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

    它们不会再回来了。那杆枪和那个孩子一起走了，都走了。护林屋空了，屯道口也空了。等春天雪化了，连那两道拖痕也会彻底消失，像是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可我知道他们走过这条路了。他们一个拖着枪，一个被枪拖着，一起走了，往北走了，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风从我背后吹过来，暖了一点点。冬天还没过去，可那阵风里已经带着一点松软的潮气了。

    春天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