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确保自己不被卷进去。

    “谁去平叛？”来护儿问道。

    来护儿肯定不能去,渡海远征是水师的头等重任,他这个水师的最高统帅岂能擅自离开？

    崔君肃也不能去。水师是江左人的水师,江左将士不信任崔君肃,而来护儿和周法尚亦不敢把一万江左将士的性命托付给一个河北人。

    只有周法尚去了。周法尚不仅是水师副统帅,还兼领负责齐鲁地区镇戍重任的右候卫府,而依照军兴之法（战时制度）,地方军事长官有勤王和守护京师之职责,现在东都发生了叛乱,他率军去救援京师,合情合理合法,另外今年春天周法尚参加了齐郡戡乱,与齐王有一些“交集”,对其有些了解,这也有利于他在黎阳的征战。

    “樵公以为如何？”来护儿和颜悦色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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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五十五章 他们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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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法尚忍不住就想骂人,这事能掺合？掺合的好有功,掺合的不好死无葬身之地,但关键是,这事根本掺合不好,因为这场风暴极有可能从军事政变演化为皇统大战,等到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了,最后就算圣主胜了也是惨胜,有切肤之痛,刻骨仇恨,必然会疯狂报复,而失去理智之下的报复没有对错,只有宣泄,逮谁杀谁,只要你与这场风暴扯上关系,都有可能身首异处。

    但是,江左人与圣主之间的利益联系太密切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面对东都危机,不能视而不见,面对可能爆发的皇统大战,不能视若无睹,为圣主着想,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危机,而更重要的是,必须竭尽全力阻止皇统大战的爆发,不惜代价把这场风暴控制在军事政变的层面上,最大程度的减少这场风暴对东都、对国祚的伤害。

    所以,周法尚义不容辞,必须承担起平叛重任,而平叛是次要的,收复黎阳打通大运河也是次要的,唯一重要的是阻止齐王进京,尽其所能阻止或者延缓皇统大战的爆发。

    周法尚苦笑摇头,以沉默代替了自己的答复。做为江左人,做为深受圣主信任和器重的军方统帅,在危急时刻,必须为圣主分忧解难,来护儿率军渡海远征,自己去东都平叛,实际上都是为了帮助圣主赢得二次东征的胜利,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所以他根本找不到推辞拒绝的理由。

    决策就这么定了下来,虽然三人各怀心思,但彼此心照不宣,该决断的时候要决断,如果一味纠缠不清,于事无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崔君肃先走了,他要去拟制奏章、集结军队、调配战船和粮草辎重,另外还要给河北那边传送消息,要做的事太多,而且他知道来护儿和周法尚肯定还要一些私密之事要商议,不能耽误人家的时间。

    周法尚的确有私密之事询问来护儿,“圣主可有应急之策？”

    圣主肯定有应急之策,只不过那都是“纸上谈兵”的东西,一般都是预防性的措施,很难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同样是军事政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举兵造反,造成的影响和结果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形势瞬息万变,事前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只能是针对性的预防,比如确保东都和京畿安全,确保大运河安全,其他的就难以兼顾了,只能看一部走一步,见招拆招。周法尚当然不指望圣主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但二次东征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圣主和中枢对国内局势的恶化应该有所预见,应该做了周详的防备措施,而来护儿参与了二次东征的商讨和决策,他应该知道一些相关机密。

    来护儿也不隐瞒,直言相告,“圣主北上辽东前,曾在涿郡短暂停留,期间任命武贲郎将陈棱辅佐段达留守涿郡

    周法尚心领神会。陈棱是江左人,来护儿的帐下旧将。第一次东征期间曾领禁卫军宿卫行宫,全权负责圣主和中枢之安全。东征大败后,来护儿和周法尚等水师统帅均被羁押东都,水师群龙无首,一片混乱,陈棱临危受命,以东莱留守的身份代替来护儿暂领水师并兼领东莱郡府,重整水师。来护儿等复职后,陈棱奉旨返回东都,宿卫禁中,由此可知圣主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如此一位倍受圣主信任的军中大将,按道理应该在东征战场上为圣主冲锋陷阵,但圣主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却把他留在涿郡,做涿郡留守段达的副职,其中之深意不言而喻。

    但是,幽燕镇戍军的主力都在东征战场上,留下来的军队要戍守边关,涿郡留守府能够抽调的军队数量十分有限,圣主把段达和陈棱两位亲信武将都留在涿郡,除了要确保远征军后方大本营的安全外,实际上威慑河北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支援东都的意义,因此,涿郡方面即便南下平叛,也起不到太大作用,甚至连缓解危机的可能性都不大,圣主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部署。

    “去年年底,卫府掀起风暴,人事密集调整,各地军将纷纷回京述职。”来护儿继续说道,“圣主在百忙之中特意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召见了六位军将。”

    周法尚眉头微皱,凝神细听。

    “他们是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监门直阁将军庞玉,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副都尉刘纲,武贲郎将令狐德润,武贲郎将斛斯万寿。”

    周法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神情愈发严肃。

    这六位都是实权在握的卫府军将,其中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是西京卫戍军的两大统帅之一;监门直阁将军庞玉是西京禁卫军统帅;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副都尉刘纲是潼关守将,扼守着两京咽喉要地潼关;武贲郎将令狐德润、斛斯万寿是西京卫戍军的统兵军将,帐下都有五府鹰扬四千精兵。圣主专门召见他们,而且在众多回京述职的卫府军将中只召见了他们六个,足见圣主不但信任他们,而且还要托付以重任。

    这六人中,虏姓军将的出身都很高贵,其中独孤武都出自虏姓豪门独孤氏,独孤氏是关陇武川贵族集团的核心所在,皇亲国戚;刘纲出身虏姓八姓勋贵之一的刘氏,皇亲国戚;斛斯万寿出身虏姓大世家,这一世家在军方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是以元氏为首的虏姓老贵族集团在军方的重要力量之一。

    相比起来,三位汉姓武将的出身就要差很多了,其中皇甫无逸出自西北千年世家皇甫氏,皇甫世家在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就是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的太尉皇甫嵩,但皇甫氏子孙在中土大分裂时代却鲜有出众者,在关陇崛起时代也无法与陇西李氏相比肩,结果就沦落为西北二等贵族了,不过在陇山（六盘山）以东的泾州地区,也就是泾水两岸的安定、北地等地,关中北大门的萧关所在,皇甫氏却是稳坐“老大”位置,泾水两岸的所有贵族都唯皇甫氏马首是瞻,这是历史渊源,地域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

    武贲郎将令狐德润同样出自西北。令狐氏是河西豪望,在西北只能算是三四流贵族,但河西出武将,河西子弟也非常剽悍,河西军团与陇西军团、灵（武）朔（方）军团共同构建成了强悍而庞大的西北军,其中河西军因为扼守中土西北咽喉,世世代代与北虏激烈交战,历史上涌现出了众多名将,因战功累累而成为军方高级统帅者更是比比皆是。当今卫府中的的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就出自酒泉,前左翊卫将军即现任涿郡留守段达则是武威人,而这两位军方“大佬”都深得圣主的信任。

    陇西和灵朔与关中毗邻,关中需要它们的保护,而它们则需要关中的支持,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基础,所以一直以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都牢牢控制着陇西和灵朔两大军团。河西太遥远了,虽然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毕竟距离关中太远,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会太紧密,这使得河西的独立性非常强,关中很难控制河西军团,再加上其他一些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原因,导致河西贵族与关陇本土贵族之间、西北军三大军团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在这种背景下,两代皇帝都信任和器重河西武将,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前卫府中河西籍的高级将领基本上都是赵才和段达的门生故旧,没办法,朝廷有人好做官,卫府也是一样,没有过硬的关系,不要说升职了,就连战功都捞不到,所以河西人当然要抱成团。令狐德润正是赵才的得意门生之一,圣主委其以重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庞玉出自泾阳官宦之家,低等贵族,是一个典型的以军功兴起的寒门武将,但庞玉能做到监门直阁将军的位置上,能统领禁卫军主掌宿卫,能赢得圣主的信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泾阳庞氏是弘农杨氏的附庸,庞玉曾是先帝的贴身卫士,在圣主入主东宫后,他又负责东宫宿卫,圣主信任他乃理所当然之事。

    把这六位军将放在一起来分析圣主的意图,事情就复杂了。这六位军将除了圣主都信任他们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领的军队都在关中地区,他们与西京的安全都有直接关系,这意味着什么？西京要出事？

    从目前形势来分析,西京如果出事,无非两个可能,一是西京支持杨玄感,与杨玄感结盟,西京大军进入东都战场,这是最可怕的;还有一种可能是西京坐山观虎斗,冷眼旁观,任由杨玄感祸乱东都,迟迟不愿出兵支援东都,以便落井下石从中牟利,这会让危机迅速扩大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

    周法尚沉思良久,低声问道,“圣主有何嘱托？”

    “如果东都有变,西京必须以最快速度出兵支援,确保东都安全。”来护儿叹道,“东都乱了,大运河的安全也就失去了保障,二次东征必败无疑,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周法尚亦是叹息,“行吗？”

    来护儿黯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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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五十六章 到了洛口仓

    在来护儿看来,西京肯定要出事,这是早有预兆的,也是当前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只要有合适的契机,西京肯定要对东都出手,置东都于死地,所以来护儿对这场风暴充满了悲观情绪。

    西京本身不会出问题,关陇人自中土三分以来苦心经略关陇近百年,即便不是铁板一块,但只要关系到根本利益,关陇人肯定会搁置矛盾齐心协力,而这正是先帝执政后期改革停滞,圣主登基后与关陇人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的本质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不论蛋糕是否做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比例都要改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要减损。关陇人正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国力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损失就越大。

    关陇人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享受中土统一的最大胜果,但随着统一后国力的高速发展,权力和财富的不断膨胀,如果继续按照统一初期的利益分配格局,关陇人就始终高居“食物链”的最顶端,形成一个庞大的直接控制国祚的“食利”集团,权力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它们手中,社会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会日益扩大,这直接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和国祚稳定,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关陇人必须遏制自己无节制的贪婪,让度一部分利益给其他贵族集团,而整个统治阶层也让度一部分利益给平民。

    人性本恶,贪婪更是难以遏制,关陇人建立了中土统一之大业,却成了中央集权改革的阻碍者。先帝在自己的执政后期,无法逾越关陇人的阻碍,一筹莫展,壮志未酬身先死。圣主登基后,“另辟蹊径”,以土都洛阳来避开与关陇人这个改革最大阻碍的正面对抗,以政治中心的东移来赢得山东和江左两大贵族集团的支持,以两京对抗的政治格局来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江左人之间的矛盾,以建立上述三大政治优势来加快改革的进程。

    然而,矛盾激化的后果是冲突剧烈,若有绝对威权的强力压制,或许能在碰撞中艰难但最终还是平稳地度过,反之,若没有绝对威权的压制,冲突会演变成动荡,动荡会演变成风暴,一旦风暴迭起,对威权形成了波浪式的冲击,甚至是海啸式的毁灭性冲击,则威权必将崩溃,而改革失去了威权这道“大堤”的保护,也必将随之崩溃。

    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正是要建立绝对威权,但在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改革却需要绝对威权的保护,这就很矛盾了。先帝未能解决这个矛盾,改革就停滞了。圣主的权威远远不如先帝,而“另辟蹊径”的迁都之策又激化了矛盾,政治形势因此危急,激进改革举步维艰。关键时刻,裴世矩献上了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在国内已是死局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把破局之手伸到国外,以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危机,以开疆拓土来建立绝对威权,于是就有了西征。

    西征对中土而言是开疆,对圣主而言是武功,但对境外诸虏而言,其解读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土西征灭了吐谷浑,代表中土统一后国力大发展,代表以圣主为首的新一代中土统治者的国策已经由“守疆”变成了“开疆”,中土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已经由“积极防御”变成了“全面进攻”,其给大漠北虏的冲击太强烈了,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