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的家主,在卫府掌握实权的统帅,一旦知道了自己不应该知道的秘密,那就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这其中的利弊就严重了,身死族灭都稀松平常。

    李浑犹豫了一下,接着郑重点头,“某已决断,东都事了,便义无反顾赶赴北疆。”稍停片刻,他又补了一句,“实际上在风暴最为猛烈之际,远离风暴中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李珉微微一笑,“既然如此,某便遂了公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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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一十九章 瞻前顾后的郑元寿

    黎明前夕,一夜未睡的樊子盖刚刚闭上眼,还没等进入梦乡,就被亲信僚佐喊醒了,然后就听到了一个让他极度震惊的消息。

    两个时辰前,叛军在伊阙战场上动了大规模的夜袭,卫府军措手不及,狼狈而逃,现正仓皇撤向洛水西岸。

    樊子盖忍不住怒声咆哮,“李浑那个老匹夫想死吗？”

    僚佐再报,右骁卫将军李浑带部分人马坚守显仁宫,目前正与叛军主力激战,但形势岌岌可危,必须马上调兵救援,否则叛军很快就要杀到东都城下了。

    樊子盖忍无可忍,手指南边卫府方向,厉声叫道,“救援？某拿什么救援？某连卫府的大门都进不去,如何救援

    “莘国公,即刻向莘国公求援,迟恐不及。”

    樊子盖强忍怒气,连连摇手,“稍安勿躁,先报奏越王,由越王定夺。某就不信,李浑那个匹夫有胆子让叛军逼近东都,除非他不想活了,想身死族灭。”

    郑元寿就在卫府。李浑去伊阙战场了,他理所当然留在卫府,处理卫府的日常工作。郑元寿也是一宿未睡,而且他接到伊阙战败的消息比樊子盖早,他的震惊程度亦比樊子盖更甚。

    李浑竟敢打败仗,竟敢在东都的眼皮底下打败仗,匪夷所思,而以李浑的性格,绝无可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所以只有一种解释,东都要出事了,要出大事了。李浑的背后是谁？是齐王。韩相国的背后是谁？是杨玄感。从已知讯息来分析,假如齐王和杨玄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手动兵变,则东都必失。

    郑元寿惶恐不安,急切间竟有些茫然无措了,权衡再三,遂急匆匆赶赴越王府报奏。找到崔赜,郑元寿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郑氏是河南豪门,崔氏是河北豪门,因为地域利益不同,彼此冲突不断,但此时此刻,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是深重的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从山东人的整体利益出,郑元寿当然要出手支援崔赜,只是到目前为止他尚不清楚崔氏在这场危机中所持的立场,因此他只能出言试探,以免一不小心把自己陷了进去。

    崔赜直言不讳地给了他答案,“某已经向安昌公（元文都）做出了承诺,这场危机的责任,由某一力承当。”

    郑元寿能够理解崔氏的悲愤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败在皇统之争中,再大的雄心也禁不起这样的打击,再多的权利也禁不起这样的损耗,事实上崔氏已无力阻止家族的衰落,目前看上去更像是垂死挣扎。

    实际上自中土一统,大一统改革迅推进,两代皇帝竭尽全力打造中央集权制以来,门阀士族尤其是世代传承的老门阀老世家的衰落度非常快。山东五大豪门中不仅只有清河、博陵崔氏在衰落,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涿郡卢氏、荥阳郑氏都在衰落,而且衰落度一个比一个快,只不过级豪门底蕴深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时半会还撼动不了他们的根基。而靠军功起家的新兴贵族集团,因为其本身软硬实力都不足,无法与级豪门相提并论,所以同样一个改革政策,在同一个比例的损失量下,级豪门家大业大,尚能忍受,而新兴贵族就无法忍受,就肉痛了,这也是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的原因。当整个贵族阶层都反对改革的时候,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

    如果崔氏都在垂死挣扎,那么这场危机之大、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如此一来,处在风暴中心的荥阳郑氏又岂能幸免？这才是郑元寿真正恐惧的地方,所以当崔赜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崔氏已经做好了遭受重创的准备,郑元寿基本上就可以肯定自己的猜测**不离十。

    “谁能给越王以支援,帮助越王力挽狂澜？”郑元寿追问道。

    崔赜注意到,郑元寿没有说东都,而是说“越王”,由此可以推断郑元寿把这场危机判定为皇统之争,他认为齐王要和越王、代王这两个侄子争夺皇统继承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渔翁是谁？显然这才是郑元寿真正想知道的,唯有如此他才能基于自身利益拿出正确的对策。

    “西京。”崔赜以不用置疑的口气说道。

    郑元寿微微颔。崔赜的答复与他的估猜一致,齐王和杨玄感联手,与越王打个两败俱伤,代王在西京坐山观虎斗,只待大局已定,便果断出手一鼓而定。

    “如此说来,待圣主东征大捷之后,东都大局也就基本定了。”郑元寿小心翼翼地继续试探道。

    “未来的事,我们无从判断。”崔赜叹道,“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把眼前的事处理好。眼前的事实是,公（李浑）败了,韩相国兵临东都,而西京的援军还远在八百里外遥不可及,所以现在整个京畿唯一可以调用的军队就是你的人马。”

    郑元寿思考了片刻,犹豫道,“把函谷关以西的精锐主力调回东都？如此重大的兵力调整,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京畿卫戍,卫府不敢擅权,必须有圣主的诏令。”

    崔赜嗤之以鼻,“公已败,伊阙已丢,贼寇已兵临东都城下,在你们卫府嘴里固若金汤的京畿防线已被一伙乌合之众轻而易举摧毁,这时候你还说什么京畿卫戍,还要什么圣主诏令,你到底是何居心,竟敢置东都安危于不顾？

    郑元寿摇摇手,示意崔赜不要太激动,“某有某的职责所在,某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判断,就把函谷关以西的卫戍主力调回东都,但正如你所说,某不能置东都安危于不顾,所以某可以抽调部分兵力增援东都,以增加东都的卫戍力量,不过仅限于此。”

    郑元寿看了看正要反唇相讥的崔赜,又摇头叹息道,“荥阳郑氏深陷危局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牵一而动全身,稍有疏忽便有灭顶之灾,所以你理解也罢,怨恨也罢,某能做的仅限于此。”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荥阳郑氏现在不要说明哲保身了,连做缩头乌龟都千难万难,这时候你指望他仗义相助,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纯属笑谈。崔、郑毕竟是政治盟友,政治盟友以利益为基础,信义那玩意儿都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关键时刻就原形毕露了。

    “如此说来,你要调用高都公（李公挺）的人马？”崔赜冷笑道。

    郑元寿两手一摊,故作无奈地说道,“高都公负责卫戍慈涧道,屯兵西苑,距离东都近在咫尺,距离显仁宫也不足百里,保护东都本来就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某不调用他的军队,难道还舍近求远,从函谷关以西调军回援？”

    崔赜大怒,毫不客气地指着郑元寿厉声质问,“莘公,你这是落井下石,还是故意挑衅,要与我崔氏反目成仇？

    郑元寿一看崔赜恼羞成怒要翻脸了,不得不略作退让,“从函谷关以西调兵需要时间,但形势危急,一旦公再败,叛军直杀东都城下,卫府的罪责就严重了,所以你告诉某,如果某不调用高都公的人马,又如何以最快度支援东都？”

    崔赜要的就是郑元寿的这句话,当即就把自己献给越王的计策说了出来。郑元寿一听头皮就有些麻,这事牵扯到秦王杨浩,那就更复杂了,秦王杨浩就是个“祸害”,搞得不好就会惹祸上身。至于把高都公李公挺的防区调整到邙山,以方便他代替秦王杨浩主持河阳都尉府的工作,实际上不值一提,因为这个计策的真正要害之处不是保护秦王杨浩,而是为什么要保护秦王杨浩。

    “观公（杨恭仁）是否同意复出？”郑元寿急切问道。

    目前在宗室里面,观国公杨恭仁的威望最高、权势最大、谋略更是出众,东都上上下下都看好他,只要他本人不出问题,丁忧期满后,必定进入中枢核心,以代替他父亲杨雄和叔父杨达在核心决策层中的位置,以此来维持中枢核心层中各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

    这段时间不要看他深居简出,寂静无声,实际上两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身为皇族的使命所在,正因为如此,杨恭仁的突然“复出”也就富含了太多的政治意义,两京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杨恭仁的复出必将牢固越王杨侗的地位,维护和增加越王杨侗的权威,这显然有助于处理当前的东都危机。

    然而,从皇统之争的角度来说,杨恭仁此刻的“复出”,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站队”,而以杨恭仁在宗室中的地位和权势,他在新一轮的皇统之争中早早“站队”,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又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有利于越王杨侗,一种是不利于杨恭仁本人。所以从杨恭仁的立场来说,他也很矛盾,不“复出”可能陷东都于崩溃之危,而“复出”了则有可能陷自己于万丈深渊。

    崔赜冷冷地看了郑元寿一眼,“你这是明知故问。”

    郑元寿的确在明知故问。观国公杨恭仁若想最大程度的从自己的“复出”中剔除掉“站队”这一不利解读,秦王杨浩就必须先回京。秦王杨浩的资历、威望、权势都不足以帮助越王杨侗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但他的回京可以在政治上解读为,危急时刻宗师力量齐心协力共保国祚,这样一来观国公杨恭仁的“复出”最起码在宗室和在圣主的眼里不至于被直接解读为“站队”。如此简单的手段,以k元寿的政治经验,怎会看不出来？

    “风险很大。”郑元寿叹道。

    “你对观公没信心？”

    “某对观公有信心,但某对观公的敌人更有信心。”

    崔赜顿时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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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二十章 唱了一出双簧

    郑元寿妥协了。崔赜的计策已经得到了越王杨侗的许可,武贲郎将高都公李公挺也积极支持,更重要的是,观国公杨恭仁愿意在东都危难之刻不计后果的挺身而出,而杨恭仁是目下宗室政治集团中唯一有资格扛“大旗”的人,郑元寿无意得罪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显贵,更不敢冒着得罪越王和宗室的风险陷荥阳郑氏于危局。

    天亮了,越王杨侗召集东都留守樊子盖、越王府长史崔赜、太府卿元文都、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右候卫将军郑元寿和河南赞务裴弘策,,还有刚刚从洛水前线返回报奏军情的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共商对策。几位政界大佬联手向卫府施压,而军方两位大佬在战事不利,京畿防线已被叛军突破的恶劣局面下,十分被动,禁卫军统帅独孤盛自觉面上无光,言辞颇为激烈,指责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玩忽职守、处置失当,辜负了圣主的信任,应当对当前危局承担主要责任,并即刻集结卫府精锐击败叛贼,化解东都危机,稳定京畿局势。

    这话听上去很“悦耳”,但实际上独孤盛摆明了就是维护军方利益。何谓承担主要责任？既然有主要责任,那就有次要责任,次要责任是什么？谁来承担次要责任？军方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不即刻改正错误,反而推卸责任,要让几位政界大佬分担罪责,岂有此理。

    樊子盖率先发难,打着越王的大旗,借着维护越王之名,严厉而坚决地痛斥卫府,把所有罪责一股脑儿全部推给了军方,并扬言要奏报圣主和行宫,要弹劾李浑和郑元寿。

    军方一听就知道樊子盖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卫府让步,毕竟在东都安危这一前提下,留守东都的军政大员们利益一致,如果东都出了大事,影响到了国内稳定,影响到了二次东征,所有留守大员都要承担责任,谁也跑不掉。樊子盖之所以焦虑,原因就在如此,实际上东都如果出了大事他的责任最大,最起码证明他政治智慧不够,能力有限,没有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所以樊子盖只能以向圣主和行宫隐瞒真相来换取军方的妥协,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给军方以足够的时间击败叛贼,让他们把自己捅出的“篓子”给堵上,然后各取其利皆大欢喜。

    郑元寿终于松了口,愿意调整京畿西、北两个方向的卫戍部署,首先把驻防西苑卫戍慈涧道的武贲郎将李公挺部,换防到邙山,在确保京畿北部防线的情况下,适当给京畿东部防线以支援,如此一来河阳都尉府的卫戍重压就有所减轻,河阳都尉秦王杨浩就能调派更多军队卫戍永济渠,以此来缓解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方向所承受的卫戍重压,让杨玄感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大河对岸白发贼的侵掠。接着从函谷关以西调军至西苑,随时给东都以支援。或许是为了投桃报李,也或许是为了“反制”崔赜之策,郑元寿竟罕见的接受了樊子盖的建议,把远在三百余里之外卫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