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

    鲁达伟当时还准备去美国使馆寻求帮助，学生代表冯家遇作为中国陆军士官学校的代表，否定了这个提议：“民主、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崇高追求。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强加，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

    鲁达伟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了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

    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他3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历史上因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此时经段祺瑞举荐，担任北京军警总队司令。

    徐树铮怕学生闹事闹大了，跟段祺瑞汇报，要求关闭北京各个城门。段祺瑞不以为意，笑道：“怕什么，我们年轻时也都为民主而斗争呀！”

    徐树铮于是只是关闭了部分城门，而且把应对策略改为重点控制高校，指令各校关闭校门。由西直门入城的北大和燕大的学生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游行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徐树铮派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

    后来，学生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参加游行的市民。也有随行看热闹的人，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上五千多人了。游行队伍一路声势浩荡，高呼口号震撼人心。走到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了武装军警的阻拦。

    当天，北风呼啸，北平的天气还有点严寒。鲁达伟穿着一件老羊皮袄，跟同学们一起勇往直前，他们高呼口号，军警开始用水龙头猛冲游行队伍，队伍遂被水龙冲散，现场一片混乱。

    有一位平日不参加政治活动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的女同学陆琪心情激愤，挺身而出，她企图爬进城脚洞口为大队打开城门，被军警抓住，用刀背、皮鞭殴打致伤。

    参加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坚决抗议，呵斥军警滥用暴力。慑于学生们的声势，军警不得不放了陆璀，后来同意开城门，只允许北大、燕京学生返校。游行队伍在城外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坚持奋斗到黄昏。学生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民意被充分调动起来，政府将多多少少被胁迫着马上接受他们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生们着重于宣传和抗议示威。学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和街头巷尾公开他们的要求。他们散发传单和单页报纸，张贴告示、漫画、标语和壁报。他们举行讲座，演戏，开展览。抗议的形式包括会议、游行、公开请愿和罢课。有的时候，学生们故意招引警察逮捕他们或者故意刺激警方采取暴力，以此来损害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威信。

    徐树铮渐渐感觉到北京的场面有一些失控，他马上坐汽车赶去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下围棋，见到徐树铮，他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质问徐树铮：“徐树铮，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很多国民议员和中央委员都往我这里打电话，问你是不是吃干饭的！”

    徐树铮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大哥，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

    第二天凌晨，《世界时报》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了报道，说：“学生的示威游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影响正常的交通、社会生活，破坏了中华帝国的商业氛围等。最大的问题是它挑战了我国的法治，它在实际上打乱了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民主社会所应该有的基本秩序，这是它最大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我们应该看到，全世界各个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在具体做法上都是不一样的，从制度设计到程序，从参与性到代表性，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要用街头游行示威这样的极端行为、非理性行为、非法治的行为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鲁达伟看到这样的报道。很是气愤，在联络会上说：“这是什么世界时报，简直是世界屎报！”他带了十来个学生，冲进报馆打砸泼粪，找《世界时报》的主编胡民进算账。

    《世界时报》的主编胡民进戴着金丝眼镜，当时正在喝茶，听说有一些学生进来闹事，赶忙放下茶杯报警，但鲁达伟等人还是冲进了他的办公室，胡民进吓得躲到了办公桌子底下。

    鲁达伟当胸将他揪了出来，另一位同学把早已准备好的粪桶扣在了他的头上。那粪桶里还有半桶屎尿，当头浇淋了下去，胡民进的衣服都被淋透了，顿时浑身从满恶臭。

    鲁达伟大笑：“你这叼飞盘的狗东西，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见你一次，我就让你这样一臭万年！”

    说完，鲁达伟带着同学们扬长而去！只留下浑身颤抖和散发着臭气的胡民进，一脸茫然无助，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第267章 国强民富

    李经述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他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大中国，建立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建立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他在全国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强国了，但民还不富。早在公元1793年夏天，英国的第一个访华使团乘坐“狮子号”抵达中国。英国人迫切地期待着看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黄金和绫罗绸缎遍地的国度，然而，他们最终惊诧地发现，这里不但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甚至很多老百姓没有衣服穿。与百姓贫困相伴相随的是朝廷的奢华和官员的富足:当时负责接待英国代表团的是后来被抄家的大贪官和珅——从他家查抄出来的财产总计折合白银近10亿两；彼时，中国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敏感的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当时中国财富结构的秘密，原来所谓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一个国富民穷的盛世，一个两极分化的盛世，一个遍地贫困的盛世！当时中国的政府和官员的富足，以及普通百姓的贫困，实际上预示着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历史告诉我们，‘国强民富’不但是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而且国强和民富也是互为条件的——只有民富，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国家才能强大；反之，如果一个政权对内表现得很强硬，敢于压榨人民；对外却很弱小，不能保卫人民的财富免受公开或隐蔽的洗劫，更不能支持人民去全世界拓展财富，这个国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历史是一面双面镜，一面可以照到遥远的过去，另一面也能隐隐约约照出未来。“

    因为李经述的巨大威望，社会舆论也逐渐平静了，各界知识分子也积极上书，建言献策。当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大降低，加上中国人有多子多孙是福的传统观念，二十年时间，人口从四万万人猛增了一亿多人。这成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限制中国的人口发展。

    那日，教育总长严复去总统府，讲一些学者的建议稿交给了李经述，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1766年，一个有兔唇的男孩出生在英格兰的萨里州，他就是马尔萨斯，他的父亲是卢梭的好朋友。马尔萨斯后来考取了剑桥大学，成为那里的院士，并于1798年出版了之后影响巨大的名作《人口论》。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忧心忡忡地认为，当投入到土地的劳动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收获的农产品生产效率将递减，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他认为，一来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来两性间的****是必然的，结果人口必然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算术比例增长，人口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生活资料增加的速度。因此，马尔萨斯建议应该运用理智来加以抑制人口数量，让人们不要生育过多儿女。严复对李经述说:“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人口再继续增加，以后中国的人口会超过十亿，到时候粮食就不够吃了。”

    李经述当时正在和司法总长梁启超讨论“新闻法”的修改问题。听了严复的话，李经述回答说:“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吧，技术的进步，会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再说，我们的农业会实现工业化，中华帝国现在的领土这么多，不要说十亿，养二十亿人绰绰有余。再说粮食这东西，以后会不值钱，土豆、玉米我们都可以大量进口。而且近代历史上，无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还是后来的美利坚，它们的百年繁荣，无不得益于人口红利。探寻中华帝国繁荣的大国之路，我们的人口实多多益善。”

    梁启超这时也说:“严总长，自古我们中国人就鼓励生育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仅1000余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达2000万人左右。当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政策的结果。比如越国，吴越之战越国失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本国兵力和劳动力。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即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越国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大夫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接生。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推行强制早婚政策。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严复忧心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啊，而且一旦发生战争，粮食进口就会成为问题。人口既是负担也是财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和资源、技术的关系不断变化。一旦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已经因为技术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逆转的时候，人口政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李经述哈哈大笑，说:“严总长，你不必忧心。事实上，现在世界上鼓励生育的国家非常之多，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这样一个面积比我国云南省还要小的岛国已经养了将近五千万人，而且竟然还在鼓励生育。难道是他们疯了？我这里有容闳议长送来的一份报告，你也看看。”

    严复接过报告一看，是一篇鼓励人口发展的文章，文章中说:“对各国公元1500年前后的人口、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总量变化的研究分析表明:公元1500年以前，全世界人口增长、经济总量增长、人均经济总量增长都是正相关的，而公元1500年以后，人口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仍然保持正相关，但是人均经济总量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大约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正处于明朝中后期，蒙古游牧民族不断被中东和俄罗斯等地的本地民族驱逐出境，而欧洲已经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前夜。这一时期，欧洲和亚洲第一次面临着普遍的耕地资源不足的困境:在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除了山地、荒原、冻土之外，能够开垦的耕地资源基本上已经开垦完毕，各地都出现了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不断减少的矛盾。因此各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人口增长速度都超过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结果在1500年以后的大约300年的时间里，上述国家的人均经济总量很长一段时期是下降的，亚洲地区人均经济总量在三百多年间停滞不前。

    这个阶段的人均经济总量下降，实际上意味着，人类在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种群之后，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种群生存和发展危机——人口增长与可用土地的矛盾。所以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尽管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在增加，但是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均经济总量下降的局面。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段从统计数据上能够看出的普遍人均经济总量停滞时期。除了新大陆之外，其他国家的这种停滞趋势甚至一直持续到1820年前后。在特定的地理知识和农业技术条件下，农业生态财富的增长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极限。毫无疑问，长达三百年的人均经济总量停滞甚至下降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而还原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则必然是伴随着贫困加剧、战争与冲突增加、宗教文化争鸣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资源压力下寻求出路的痛苦挣扎。

    在持续了大约300年以后，终于在1820年前后有了新的突破，不但全球人口增长逐步加快，世界经济更是速度迅猛增长，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就增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