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抛弃。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民众风俗，无一不以“儒”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唯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目标沦落为可怜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说过许多令人难堪的老实话，但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近了轻狂，远了挨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带头正，谁敢不正！）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斜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孟子）
        ……
        **裸的，没有丝毫矫饰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民运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那么需要住院治疗。
        世界将拥有这样的中国
        ——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结语
        中国民族是否还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这个令人心悸的话题就一直在炮火硝烟与灾难频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续着。
        一开始，中国人几乎被坚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员竟然要在长江口用狗血粪尿“镇压”这喷火的邪器。近三百年从未在外患边乱中吃过亏的清帝国，开始并不软弱，更不想卖国。从林则徐焚毁鸦片，到战斗力最强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炮火下尸横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挡住区区万余人的洋师攻入北京焚烧掠夺。圆明园的断垣残壁，给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留下了永远的火器创伤。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只好“戒急用忍”，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列强势力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民族开始了漫长的灾难。
        民族危亡，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民间势力拣起的是古老的巫术与江湖手段，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等各种山头自发的杀洋人、烧教堂，宣泄着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刚刚传入中国的洋教也成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会催生的太平天国，掀开了民众救国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摇摇欲坠的帝国上层，走得是变法图存的正道。年轻的光绪皇帝有着非凡的胸怀与满族人的激情本色，情愿缩小虚化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行戊戌变法。短短百日，颁布与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为了维护变法，竟不惜与太后派火并，其急迫之情直是心头滴血。
        帝国实权派阶层也同样努力，花大价钱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火器步兵，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新军静态力量而言，当时在东亚堪称首屈一指。然而，一场甲午海战，中国的“师夷制夷”的战略观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这一切，都悲剧性的失败了。这些失败，非但宣告了以帝制政府为主体领导层的救国道路无法使中国民族摆脱危机，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后的“信仰”为帮派团体凝聚力的民间救国道路的失败。
        救亡图存，中国就必须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国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索这条道路。从孜孜勤奋的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到实实在在的洋务运动，中国人的眼界逐渐的艰难的扩大着。随着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随着长期奋斗而在海外站稳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华人投入救国大潮，中国的救亡新道路终于出现了新气象。历经艰难曲折，辛亥革命终于发生，帝制被推翻，共和得实现。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丝走向现代国家的曙光。
        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架古老而又庞大的战车，当它的几乎所有零件都锈蚀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时候，仅仅换掉车头的旗帜与驭手，是无法使战车飞驰的。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强大的复辟势力、文盲充斥的愚昧，这一切，都给新生的第一共和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孙中山盛年病逝，蒋介石的民国新政权痛下决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重新凝聚起来。这是当时中国进步阶层的共识，否则就没有当时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但是，蒋介石民国政权没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成熟的架构各种社会力量，而是笃信中国传统的极端集权的帝国形式，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领主式政策，只注意维护富裕阶级的利益，而蔑视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象样的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发霉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历史的看，中国**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是以**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坐大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是毫不犹豫的接受，并派出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国民党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国**的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裂变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在中国永远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20世纪末期，中国民族终于重新回到了民族竞争的跑道。
        中国的前途如何？还能赶上世界一流强国么？还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然则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内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样化的。无论就前途还是就对策，都有很难弥合的分歧。
        就中国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有人说，中国文明已经沦落为“周边文明”，再也不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动力之一，只有跟在西方后边亦步亦趋。
        有人说，中国文明痼疾深重，中国人品性丑陋，不可能再创辉煌。
        有人说，中国民族比起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只算劣等民族。
        就中国富强文明的“药方”而言：
        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根本在**，非民主制度不足以挽救中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地土太辽阔，分为若干小国方可发展。
        有人说，中国的病根在**与社会主义，非**下台，社会主义退出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文明富强国家。
        外国人说，今日中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明天也不会怎么样。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国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确的，它有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许多时候，走着走着才能明白。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着非凡的智慧与历史选择能力，战略选择的机会就不会错过。对于许多太基本、太困难，甚或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轻易的非此即彼，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应该有等待的耐心，经济发展与富裕文明的目标一旦达到，历史的选择自有他的法则。图大则缓，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是，从前途而言，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边文明”说大约能理论化的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沮丧观念。（顺便提及：周边文明，即脱离世界文明中心、只能受别人影响而不能影响世界文明历史进程的落后文明）。中国在“硬件”上赶上并超过一流国家，大约没有多少人怀疑，分歧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在文明的再生并重新领先世界这一点上，怀疑者却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恰恰是最有潜力最有底色最有创造力。
        先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