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在宝位上，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这句是我说的）。为其如此，管叔（三监的老大）自认为是行三，（周武王行二，周公行四），在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他发动暴乱，又联合了时刻想着“反周复商”的武庚。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先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早想与周人一较高低，于是配合三监与武庚一起反周。在三监、武庚伏法以后，周公东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十几个国家卷入其中。但战斗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全部骟掉（限于男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太监又叫“阉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战争幸存的男人，有的人额上被路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至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特别是东夷贵族的公主们，她们美丽娇弱的躯体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我们可以确信的事实是：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祭祀告白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他在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而政治中心依旧是陕西的镐京。两个地方各有六个师和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周公没有想到，“上海”这个洛邑，原本是为了安置武庚暴动后失败的“殷顽”居住以便集中监控的，在近三百后，却成为了周人自己的避难所：公元前771年，西边陕西镐京的周幽王老大爷由于“烽火戏诸侯”的闹戏演砸了，被犬戎异族攻破镐京，国破身死，儿子周平王被迫带着政府班子东迁来到洛邑。大周朝以此被分为前期的“西周”和周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而“东周”，前后两个时段。而“东周”又细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优美时期。
        我们把镜头从新拉回大周朝初年，也就是西周初年。因为周公功大，他儿子被封到山东曲阜，建立鲁国，成为鲁国第一代领导人。
        “周小公”带着老爸周公的嘱托，来到鲁国开展工作，受其圣人爸爸的影响，周小公有点文人脾气，生搬硬套他爸爸那套礼义治国方针。他写了长达三十筐竹简的工作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国土著不尊周礼，痛心疾首地说服各个部落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全盘“周”化。曲阜这里一度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遗民也满多的，类似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打造了良好的商业基础。周小公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可，商人们必须改按中原模式到田野里去，撅着屁股铲地，不许做小买卖。曲阜这里还有好多东夷人，尚武好猎，性格直烈，好在刚刚被周公东征时已经“践”过了——据一些古书说很多男人被去了势，大约就温和多了。但还需要调教，于是周小公按照周礼教当地人“磕头”。
        第一种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磕头中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停留时间短，是磕头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着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较轻的。这三种磕法是最主流的。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都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轻一点的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
        有能力的东夷人还可以选学提高班的课程：振拜，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是先拜而后稽颡，即将额头触地。凶拜，是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推手为揖，引手为肃，其实这是军礼，军人身披甲胄，不便跪拜，所以用肃拜。如果你脑子有点乱，搞不明白了，不要紧，这本来就是高级班的课程嘛，不会也罢。
        于是，鲁国人忘掉了从前东夷族的尚武传统，讲求亲情礼义、和和美美，大家互相作揖磕头，在山水秀丽资源富足的鲁国，过着束手束脚、不咸不淡的日子。后来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圣人孔子，一点都不奇怪。等后世孔教盛行以后，“鲁国模式”被推广到全国，最终使我们成为“礼仪之邦”，直到现在还有人引以为骄傲。
        作为礼仪之邦，就要拿出行动来。大周朝不光磕头有礼仪，走路说话都有分教：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堂的时候，每登一级都要稍微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
        好，我们把整个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院子大门的时候，孔子害怕而谨慎，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一样。孔子站立的时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十分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的时候，面色才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首先选择席子，因为没有椅子。为什么没有椅子，是因为当时室内的照明条件比较差，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摆在地上，餐具也放在矮地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的人们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当时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
        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有个孔子的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也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不同级别得人席位不同，离开门得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要不保留间隙，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坐席子的姿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同时两腿采取跪坐的姿势。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着在上身的称“衣”，穿在下体的称“裳”。“衣裳”两个字即来源于此。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曰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的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出于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知道怎么跪坐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鼎中都盛放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分好放在繁复的餐具里边，实行分餐制，细节就不说了。要说的是，西周初期的鼎，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都有详细规格约束。总之，礼仪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都有不同的详细要求。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来论，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周小公利用《周礼》，花了三年时间，最终把鲁国的东夷秉性狠狠地整改过来，从而稳定了这个在“周公东征”时反周最凶猛的国家。但它北边的山东临淄却是另一个景致。姜子牙因为功勋盖世，被封到了山东东北部的临淄，是为齐国。作为武人，姜子牙尊重和保留了东夷人传统秉性，也就是尚武精神，其中体现着竞争意识。姜子牙鼓励竞争，发掘有一技之长的专家，重用能人和功臣（而不是像鲁国那样讲求亲情而把任人唯亲）。姜子牙说：一定是能力强、在竞争中出类拔萃的能人才可以重用为官。姜子牙还鼓励经商，不拘一格地搞活经济，开发渔盐，治理盐碱地，鼓励妇女织造，刺激器皿手工艺生产，引导商朝遗民发展商业以补充农业的局限，国力蒸蒸日上，并且保留东夷尚武风格，不停地欺负鲁国，还搞性自由。后来，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第一，还冒出来了一个大能人管仲，也是必然的。看来，什么样的土壤，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周小公虽然利用刻板的周礼把鲁国搞得思想统一，安定团结，但也丧失了变革进去和竞争的精神，最终一直被外国诸侯欺负。而姜子牙的齐国解放思想，经济武力强大，但由于思想解放了，没有周礼秩序的束缚，犯上作乱、政治动荡也频频发生，最终被“田氏”篡权。所以，要么求稳定（像鲁国），要么求发展（像齐国），这两者是一个矛盾。纵观中国的历史，总是牺牲后者以求得前者的为多，我说得没错吧。
        上文还提到性自由，这不光是东夷族的文化（齐国有桑林，是男女幽会的好地方），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中原地区，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当时有很多人没有专门配偶，打着一辈子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人们呼唤着欢乐谷。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
        九
        从技术角度看远古的中国，通讯、交通都不利索，大周朝只能借助分封制来管理庞大的国土。周天子的弟兄们，各自封出去承包一块儿土地（其实更关键是获得一批人口），成为诸侯国。分封往往带有偶然性和随意性。比如“小孩周成王”喜欢过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