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韧的脸庞和岩石般屹立的身形上。
        当战场部署完毕，姜子牙先说：“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负责打鸣报晓，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美女”妲己“吗？），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真是个独夫！
        “今纣王侮辱无常（又是侮辱了金木水火土？），剥丧元良，商罪贯盈，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周文王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我有能臣十人，而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
        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出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以及“自绝于人民”。都是骂纣王的。给纣王泼脏水的工作，现在正式开始了（并且加泼了一千多年才泼完，直到无处可再泼为止）。其实，纣王即便是个圣人，他的敌人和新王朝也要骂他。因为既然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周武王身后的一个史官，回望了一下天际渐渐淡去的星影，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天空上的星座和月相（铸刻在了一只青铜鼎上），从而使得3000年后的学者，在借助计算机的复杂计算下，推算出当天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战鼓从周武王身后擂起，起初声音不大，你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觉察不到鼓从什么时候敲起。随后，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胸膛里和你的心脏一起敲动，咚咚咚咚，旌旗和鼓指挥着战车像幽灵一样轻轻在日影下布置成十几纵列方阵，横排展开。鼓声指挥战车的车位，指挥步兵的脚步和站姿、蹲姿，指挥各种兵器错落有致地扬起或挺向前方，甚至每一个士兵的举目仰头，每一张脸上的严峻表情，胸膛的呼吸，肌肉的抽动，牙齿的咀嚼，都在鼓声信号指导下，精确地调动。这支万人队伍，就像一只猛兽，把身体里所有的发条，紧紧上满。
        当敌众我寡时，只有把三军统帅得像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在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日中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战车协同步兵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战兵迅猛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是步兵无法比拟的，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这次战役中的牺牲据说是流血漂杵，够意思的了，血水漂浮起了杵。杵是棍棒，两端带棱，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杵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农夫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飘。
        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有人根据《尚书》说是“流血浮杵、赤地千里”——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但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周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了商人拼死捍卫的政权，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于是在先秦、汉朝，出现“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到底孰是孰非，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按《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这也是“天呀！不可能的。”好在古人的亿和现今的亿不一样！按照十进位的标准，个、十、百、千、万、亿，亿应该是十万。杀死一亿七万人，俘虏三亿人，应该是杀死17万，俘虏30万（仍略多啊）。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他也许知道这场战斗是徒劳的，纣王为自己的归宿做好准备。恶来担任了战场指挥主要将官，此人“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不过那是如干年前的事情了，他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其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对不起，抗击东夷。晚上太困了。）
        周武王牧野之战大获全胜，乘胜奔袭七十里，碾碎朝歌城垣，兵临城内王宫。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属国周人的手里，就穿了珠玉连缀的礼服，在鹿台上，**了。周武王用他那举了一路的大斧子，割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从而登上了周天子的宝座，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美女妲己，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顺便说一下，武王割商纣王脑袋所使用的大斧子叫做钺，这习惯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汉代，砍罪犯脑袋还使用这种钺，使用的时候还要配合一个菜板子——叫“砧”。至于刽子手改用鬼头大刀，那是很后代的事了。“钺”和斧子其实略有不同，“钺”刃部弯月形，样子夸张，像戏台上程咬金的板斧，后来当做皇家仪仗队的道具，欧洲也是如此。皇帝赐钺就表示授予军权。而斧子是有效的野战兵器，宋朝人经常使用长柄斧砍金军“拐子马”的马腿。
        六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侵袭而实现的政权颠覆。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异族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如履薄冰，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不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的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is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那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包容。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从前商王朝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
        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
        周公旦把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
        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我们猜想，陕西的那种“威风腰鼓队”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很像求雨的仪式：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既然商朝王把“天命”输给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两个基本点上极其失败，这就有必要拿出纣王失败的证据，才能说服商人认命。于是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虽然属实但并不算过失，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不过，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
        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我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
        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个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
        而所谓“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这也是想的太简单化了。譬如说，假定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不单纣王一个想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