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发生之后，我们注意到《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南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引起专家、党政干部的普遍担心，他们认为，这首先表现为群众利益从广义上看受到损害的情况比较多发，进而导致社会情绪异变；其次，‘无直接利益冲突’本身的化解非常困难，只能治标，难以治本。有关专家进而分析，一些地方负责干部的责任心流失，是引发这种现象的根源，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

    这份全国影响很大的新锐传媒文章，最先将忧虑深沉的目光与社会责任良心捆绑，奉献出《我国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参与者只为发泄》(2006年10月17日)这样一篇向高层和社会发出警示的文章。

    虽然文章与制造我市特大命案事件的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名重大犯罪嫌疑人无关，但从另一角度讲，上述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人所共知的一些社会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文章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其隐藏的风险不小，必须探索经济手段以外消解社会对立情绪的途径。”

    这样说，例子随手可得。而程贵阳等人刻意制造的市委书记灭门案更是如此。

    这些年来，老百姓的日子普遍好过了，但好象又都憋了一肚子气，呼声最为强烈，而且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应数贪官污吏和某些地区政府不作为为最。

    原来以为是干部政策或者涉及到某种形象所以不容更改，事实却表明，干部变脸其实异常简单，不过就是上头表一下态的事。

    非不能为，实不为也。

    平日，专门为顺应“主人”的旨意而让干部变脸既不可能，趁着上头指示的机会捎带满足一下大众的呼声，自然成为百姓开“公仆”权力玩笑的唯一出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绪态度呢？

    在滨江市一些官员(包括村霸之类的村干部)傲慢与固执，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委任，标明只唯上；要么是差额“选举”，不必担心仕途受到影响。长此以往，这种不拿群众利益当回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一旦有发泄机会，大家不一哄而起才怪！

    “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官员)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群众本身。”

    应该说，程贵阳就是一例。

    这个当过十二年市委秘书的人，本身又是作家，生活本来很优裕很体面，但他为什么突然袭击般勾结他的战友做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昭彰之罪案呢？

    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

    长期以来，滨江市社会沉疴严重，为缓解社会矛盾，贯彻中央精神，各委办(局)曾多次表示：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拨打电话投诉，有关部门将做到有诉必应，给者(投诉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然而，许多公开的投诉电话都形同虚设，有等于无，即使接通了也大多是一推六二五，态度生硬，毫无耐心与责任可言，冷落了一颗颗求助的心，既然“投诉无门”，谁又敢相信“有诉必应”的诚意？又何谈对人民生命财产或人命关天大事视若父母的承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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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七六章、书记之子

    近一段时间，垄断行业正处在舆论批判的风口lang尖上，比如火车票变脸、春运不涨价、手机单向收费等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给百姓沉痛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垄断者傲慢的服务态度和低劣的服务质量给百姓愤怒的被奴役感——百姓俨然成了垄断者的奴隶，辛苦一年到头全为垄断者忙活了不说，还要处处忍受着自己喂肥的垄断者颐指气使的傲慢无礼。

    政策说改就改，票价想涨就涨，收费想收就收，就连标志着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有时也说变就变，老百姓或当事人想问一句“为什么”，却谁也不睬你；即便搭理了一下，说的也尽是些发了霉的谎言，那味重的如同千年腐尸，生怕你不吐。

    难怪就连江苏省金坛市委的一位身在高位的副书记张xx也说：“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马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

    看来，社会真的在暗暗滋长着一种可怕的情绪异变。

    一位担任市公安局长的朋友，跟记者说过起下面这样一件事：两万多名产业工人因企业转制、领导腐败、工资数月停发而将京哈线某段堵塞，加上家属们，群情激愤，省市主要领导在现场解决不了问题，承诺无人相信，局长更是如此，总不能下令2000多名干警向自己的父母兄弟开枪吧？而京哈这条大动脉一小时不开通，损失巨大，何况一连多日？责任谁负？稳定谁保？国家利益与群众工作如何衡量协调？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然而，钱从哪来？怨气如何消除？

    人们注意到，在谈及社会矛盾，事关群众利益时，领导们一般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闹事”人群，盯住具体的利益要求，而唯独常常不会反省平时对占人口99％以上的广大群众的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关注不够这一关键所在。

    不知从何时何地起，“严打”之声从未停过，然而一些人的歹毒犹禽兽牲畜注入了强心剂，时而易怒猛如虎恶如鬼凶似狼，时而抓耳挠腮胆小如鼠或丧家之犬。

    社会变得冷漠，举手之劳可援助的事情无人伸手，坐视看“热闹”反倒成为时尚。高官自杀、官员自相残杀、为富不仁的阔佬重金买凶、为求不义之财或含冤杀戮的老实人蜂拥而起，百姓距离安全感越来越远，而稀有动物——比如那个黑眼圈的国宝有大量人员、资金投入重点保护，失学儿童却要靠社会一再募捐(或强制)来求助，人命也不再关天。

    这一切，尽管距离程贵阳这个市委秘书很远，但无疑一直刺激着他。

    我曾经数次近距离地采访过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人。他的话很令人深思。社会开始对富人愤愤，普遍存在仇富心理。为富不仁的阔佬与官商勾结的社会吸血鬼们也有一股子好像人民欠了他们一辈子的债似的仇恨，如果怨恨的对立情绪不仅仅反映在恶人、良民之间，而是逐渐形成纯粹的一种社会病态，那就的确无处不恨了。

    难怪越来越多的人日子越过越觉得没奔头，吃娘喝娘骂着娘，过去东阳出个二王，全国都跟着颤几颤，惊天动地，直到数月之后将其击毙九百六十万公里的脉动才正常一些。

    如今，哪年媒体都曝出一长串热兵器足以把天捅无数窟窿的冷血杀手，脉象岂是一个“乱”字了得？低级的歹徒用枪击、斧劈、刀砍、绳勒，高级的黑手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只需金钱。幽灵纷纷上台登场，媒体披露的一桩桩离奇事件，令人匪夷所思。有识之士斥之为践踏人性，诋毁法制。

    《瞭望新闻周刊》的文章无疑为高层和社会提出了警示，这种暴露社会问题的调查与评论活跃而大胆，凸显出社会变革时代新闻工作积极与活跃的一面，更体现出天朝政治制度与舆论环境的日趋宽松和进步。

    文-革时，谁若对政治说个“不”字，或者对运动写一条“反动”的话，那就不得了，立即上升为须由国家机器的“恶攻”事件。

    稍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心脏收缩时，由于输出血液的冲击而引起动脉的跳动，人才充满生机和力量；若是脉络不清，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就不健康。

    社会有时候也像传染病一样，不文明的飞沫漂浮在空气中越多，我们生存环境污染的程度便越严重，五六十年代，人虽普遍贫穷，可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真情却无处不在，问个路，要碗水喝，有点难处，即或陌路之人也会伸手帮衬一把，无须回报；小偷小摸都很少，杀个人已是惊人之举。在我父母的记忆里，自文-革武斗及批斗狂飚刮过，国之脉动开始混乱，作为普通公民，人们希望看到国运昌盛，人民幸福并普遍富有仁爱之心。

    但是，如今不管办公室还是公共场所，也许，一句好话，人家就恼了，坏话更不行，年轻人甚至耆耋之人为一句话闹出人命的事时有耳闻。人们缺乏基本的耐心与好恶，同情心与羞耻感普遍缺失；公仆官吏将国家利益置之度外，穷凶极恶自肥；民众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历代被称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除了追名逐利，巧言令色，就是作御用工具，胡说八道，更多的人镜片后面木然的目光照射的是事不关己而自保，助长社会空气普遍污染恶化。

    它既给社会脉搏带来巨大震动，也给一些被害者及家庭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处理得好，个别事件会成为教育国民的范例；然而，有权处理问题的机构，大多将它推诿扯皮成社会问题，问题。给全社会逐渐造成一种错觉：有理有据，敌不过有权有势。这种可怕的观念成为许多“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导火索与催化剂。

    这种社会异变情绪针对的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不公，是造成国脉异常的根本。恐惧症是这个社会里的常见病，无论穷人还是富翁，今天还和你在一起的人，明天就不知道在哪了，也许在去天堂的路上，也许在下地狱的途中，除了一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外，起因无非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世界，比如广州，比如贫穷落后的老区……谁能给谁温暖呢？

    比如近年来在全国连连制造惊世骇俗大案要案的马-加-爵、邱兴华、董文语、胡文海、石悦军……这些曾经被当地权力机关忽略不计的小人物，还有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等人，一旦暴发，就将天捅了个大窟窿。

    这些不为人们注意、曾经被官员们蔑视的小人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也曾想做“好人”，也曾做过好人，如果他们的情绪异变得到及时疏导，原本完全可以避免踏上恶魔一途。

    可是，一旦一件小事点燃了他们深藏心中已久的怨怼引信，其电光石火般突然暴发的杀伤力难以想象，极其可怕，杀人夺命自己曾经忍耐的同类、进而攻击自己曾经憎恨的人，一瞬间迸发出来的那是凶神恶煞之气，只因对象是“成功”、“统治”或(一再)“欺负”自己或百姓的人，一命不够，连续杀戮，难道不是兽性么？这是一种标准的异常脉象，一种发泄，这种社会道德判断，谁来做裁判？根据什么做裁判？

    个人之外，群体事件也是近年来社会脉象的一个突出表现。央视《法制频道》(12)每周日晚八点四十五分都有一档以重刑犯(或死刑犯)为题的节目，叫《忏悔录》。这些人中，对这一脉象是个很好的注释。

    记者在看守所采访程贵阳时，程贵阳曾提到山西晋中地区的胡文海杀人案。这个擅长于文字表达的人说——就象他当年看到马-加-爵狱中留下的长诗、邱兴华留给世界的最后文字一样，看到胡文海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他泪流满面：“胡文海对腐败的村干部及地方官员深恶痛绝，不惜以身试法，连杀几个村干部及其家属共14口人。这样一个杀人魔王式的人物，居然没有引起当地群众的公愤；而恰恰相反，胡文海在法庭上的陈述，引起了群众热烈的掌声。大批网民对胡文海的法庭陈述大声叫好，甚至把对英雄的评价慷慨地献给了这个普通农民。”

    程贵阳说，正是这个原因让他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总之，国之公器，应该用于国事，服务于民。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我们总是用一个矛盾掩盖另外一个矛盾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折腾，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善良的天朝政府与国民没有人愿意看到社会情绪恶化、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及锋而试，问天下头颅几许？

    也许，这正是长期以来社会脉动异常的根源吧？

    如果我们多一点，多一点言论自由，让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保障，能真正地实施自己的监督权力，我们相信，天朝绝对没有那么多的坏人，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