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口说话。

    好在这些问题，正是发言人准备得最为充分之处。他从容不迫地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和解释。

    他告诉记者们，在审讯中，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试探摸底阶段、对抗相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罪行阶段。

    一般而言，在讯问时，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畏罪心理的支配下，会有三种选择：或一进入讯问就认罪服法，彻底交罪；或直至侦查终结仍顽抗到底；或先抗拒后交罪。

    这三种情况，前二者是少数，后者则是多数。尤其是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人的生活背景和经历比较特殊，他们十几年前既是战友，回乡后又同在一个城市。

    但是，根据警方调查和他们后来的供认发现，案发前他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并不特别密切来往。在审讯中，警方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相同之处，每一次审讯之前都分析制定一套计划，选择一条有针对性的策略，每一次审讯后则根据其心理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

    三人中虽说在犯罪事实上为共同犯罪，但情节又有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没有什么两样，在与警方的讯问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即：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供述罪行。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一个男记者问。

    “可以。”发言人顿了一下，目光扫视会场，缓缓道：“还是以程贵阳为例吧。这个人的试探摸底阶段，最为明显的表现在最初警方对他的怀疑和搜查罪证上。

    首先，这样大的一个案子，要对一个不久前还是市委秘书的人产生怀疑本身就需要勇气。这一点，刘海洋支队长的判断与信心支撑了整个案件的推进。也得到了专案组领导和省厅专家组的支持。

    “这一阶段，程贵阳采用各种手法，迫使讯问人员搬出材料和证据，以便采取反讯问对策。而专案组没有上他这个当，改变打法，在对他进行控制后迅速转向现场搜查，尽管艰难曲折，但取得了很好的意外收获。同时，程贵阳也对讯问人员的一言一行十分注意，希望能从中发现讯问人员个性中的弱点，以便在审讯中加以利用。

    “但他没有找到。

    “针对程贵阳的试探心理，讯问人员要摸清其思想动态，识破其试探摸底的手法，以订出矫正对策。讯问人员在审讯中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让犯罪嫌疑人探出虚实，不给其可乘之机。”

    “他老实交待了吗？”有记者追问。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新闻发言人温和地回应道：“这是双方斗争最激烈的阶段。程贵阳毕竟当过市委秘书，头脑够用，是个聪明人，试探不成，又被警方意外发现了部分证据，他就开始以对抗来对待审讯了。

    “这一阶段，程贵阳也好，其他两人也好，三名犯罪嫌疑人有准备地公开顶撞，蛮横反诘。审讯中，他们或故作懒散，或矢口否认，或装成不幸，或编造诺言，等等，从各个方面与我抗衡较量，妄图在心理战中取胜。

    讯问人员没有被他们这一套迷惑，准确判明他们各自不同的形成拒供心理的主要心理因素，然后针对其主要拒供心理采取相应的讯问对策。

    “我要告诉大家的正是这个。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思想攻心是最常用的讯问策略，是缓解和消除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的策略。思想攻心可以分为情攻心、理攻心、势攻心。

    “情攻心是指对犯罪嫌疑人的情感进行调动和感化，使其向有利于如实供述的心理转化。第一，教育感化。第二，态度感化。即讯问人员以真诚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尊重其人格，使其感到讯问人员确实是在真诚地区性帮助他、挽救他，以取得其信任。

    第三，生活感化。讯问过程中，讯问人员既要积极追讯，同时也真诚地关心着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的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基本要求，使其感觉到自己被当人看待。

    动摇，反复，这是所有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出现漏洞，防御体系开始崩溃，心理矛盾最为激烈，心理最为痛苦的前兆，面对现实，这是一个他们被迫必须选择何去何从的阶段。对业务，我不太懂，但通过阅卷我真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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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七五章、新闻发布

    许多记者尤其想弄清楚程贵阳作为一个市委书记最信任的秘书，关系密切，如何令人难以置信地变成了这个样子。

    “请问，”一个女记者站了起来，在明亮的灯光下抛了抛秀发，她那身雪白和金黄相间款式新颖的服饰，映衬着她的光滑肌肤，脖子上的精巧项链和手指上的宝石戒指，闪着银色和蓝色的光芒。“据未经证实的消息透露，程贵阳带人进入别墅作案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抢-劫而是报复领导，程贵阳作为一个市委秘书，还是作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您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这个，”新闻发言人刹那间感到这个女记者有来头，直觉提醒他要小心提防。“请原谅，由于案情复杂而重大，有些问题不能回答。”

    “如果说不是抢-劫，那么警方搜出的二百多万怎样解释？”

    “您个人认为程贵阳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现在的情况怎样？”

    “对程贵阳这个人，过去我仅仅是知道，并不认识，只知道他的文章写得不错，市委主要领导也很重视他。”发言人说，“根据审讯情况来看，他的同案——既吴荣贵和向左志两人对专案组和讯问人员乃至人民政府有明显的不信任和敌视的心理活动，是基于其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情绪情感状态。

    “他们平时的表现就容易情绪冲动，行为暴躁，缺乏理智控制。没下岗时对领导或公开对抗，出言不逊，反诘顶撞；即使归案后面对审讯他们或对关键情节矢口否认，极力狡辩；或喊冤叫屈，发泄不满；或对审讯表示不感兴趣，懒懒散散，对讯问人员的问话反应冷淡，漫不经心，甚至不予理睬，使讯问陷入僵局。

    “这一点，也许就是他们能够突发性地结成团伙犯罪的动机和根源。我们分析产生的原因：一是受反动思想支配；二是受反社会心理的支配。归案后，有罪不知罪，而产生的愚昧对抗；有时候由于侦查、看守人员某些措施或者言语失误，导致和激化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还有，就是因指控不实而对抗。”

    “他们有幕后指使者吗？”有记者问。

    “据说此案与一名代表有关，是这样吗？”

    “不。”发言人摇头，肯定地回答：“没有。”

    他说：“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和参与者，已经查明就是程贵阳。侥幸心理，这个概念，是他自以为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自信感，也是他对自己罪行暴露程度和案件结局的一种认知心理状态。所以案发后，他并没有逃走。程贵阳的侥幸心理从其作案时起一直延续到讯问中。”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干呢？”

    “是啊！”有记者追问，“据说被害的罗书记一直对他不错，很信任，个人关系也很好，如何解释他对‘恩人’采取这样不近人情，甚至恩将仇报的疯狂举动呢？”

    会场一片静寂。

    发言人沉重地点点头。

    片刻，他说：

    “应该说，有很深的社会原因吧。这也正是警方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之处。程贵阳本来生活得很好，有一定身份，从怀疑这个人，到抓获这个人，讯问人员始终保持全面而具体地了解整个案情，摸清程贵阳和其他犯罪嫌疑人疯狂与侥幸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再有针对性地研究破除侥幸的方法和步骤。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大概连自己也说不明白，他们只是有一种愤怒或仇恨无法发泄，自恃作案手段高明，侦查机关不可能掌握其犯罪证据。这一点又说明他们是愚蠢的，关键是专案组在审讯中技巧地使用了掌握的证据。

    对这三个相信攻守同盟牢不可破的犯罪嫌疑人，讯问人员在设法破除其攻守同盟的同时，有时巧用离间计，使他们相信攻守同盟已被破除。对幻想获得外力干扰或者庇护的程贵阳，专案组及时切断他的社会联系，多次变换羁押地点，最终打破了其幻想。”

    “请问，枪支找到了吗？”

    “是的！”

    “这是审讯双方经过激烈的心理战，最后讯问人员战胜程贵阳和吴荣贵、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使其交代罪行的重要阶段。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三名重大犯罪嫌疑人的防御体系虽然已经崩溃，但是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并未彻底消除，它仍然会使一部分犯罪嫌疑人不能做到彻底交罪。后面又出现了多次反复。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供述的心理动因是因为接受规劝也好；还是情感供述、文饰供述、理屈词穷的供述或信任供述也罢，他们现在都对22号别墅灭门惨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很重要。”

    新闻发布会之后，传来消息：由于种种原因，公安局报请刘海洋当副局长的事泡汤了。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那天，电话突然响了，很顽固，一直响，正在忙碌的支队长不得不停下手里的活接听。

    “刘支队，有情绪啦？”

    “嗯？”刘海洋莫名其妙，他听出是女记者柳雅致的声音：“什么事？”

    “副局长啊！我刚刚听说。”

    “噢……”刘海洋拉长声音笑道：“我当什么事呢！无所谓。我当警察那天也没想到能当上支队长，副局长就更不敢想。报不报，是局里的事，批不批是领导的事，我没感到什么。张铁山他们有思想，有头脑，又都是接受过高等刑警学院专门教育和训练的人，素质比我高一大块。我领着他们干的这几年，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到支队长这一步，我知道在我已经到头了，我知足。往后，这个城市的刑事侦查应该交给他们了。”

    电话那端柳雅致叹了口气：“会不会跟我有关？”

    “怎么扯上了你？”

    “听说你帮助我采访，市领导很不满意。”

    “哦！”支队长一口否认：“没有的事，别听别人瞎说。”

    ……………………

    转眼就到了初春时节。好像经过了一场地震一样，主震之后又经过几场余震，滨江市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调整，市委书记灭门案渐渐尘埃落定。

    3月10日一早，沉寂多时的《滨江都市报》突然再度火势起来，一时间，当日的报纸上午就被抢购一空，颇有洛阳纸贵之势。在那一天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刊登的是女记者柳雅致撰写的文章，整整一版，通栏标题是《为社会情绪异变把脉》。

    总有一种真实令人关注。

    女记者追踪市委书记灭门事件数月，在几乎采访了她所能采访的任何人——警方、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和一些部门之后，结合自己的思考写出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有观点，有关注，有痛楚。

    在她新的文章中，用“把脉”一词(将老中医的医学术语用在分析社会身上似乎不太地道，当然也许恰如其分，当然她把的不是一般肚子里是否有喜或头疼脑热的脉)，让人感到新鲜。

    翻阅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我们知道，健康的成年人安静时一般每分钟脉搏次数是60－80次，感冒发烧或沉疴在身则会发生微妙或巨大变化。

    这些年来，所见所闻天朝人，富裕倒是比一穷二白时候富裕了，脉象却是越来越紊乱复杂。出现这种脉象原因很多，如果说解放后一系列，如土改、四清、三反五反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是引起“人体”高烧不退，甚至把人彻底给烧糊涂了是社会病变直接诱因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国门洞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则来得更为突然，手舞足蹈间一些农民富了又穷了，最终是官商子弟先钻空子，占尽先机，成为不容置疑的新富翁、新洋人、新贵族和新旧交替的时代宠儿。

    这样说，绝无诽谤攻击改革开放政策之意，政策无疑是好政策，只是之前混乱了几十年，缺乏新政的经验和章法，用中医的话讲大概就是快慢、强弱、深浅与常规有异，即所谓浮、沉、迟、数异常之意，若是调理得当，自然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调理不当，人则精神萎靡，国则蹒跚如一盘散沙。

    女记者在《为社会情绪异变把脉》中写道：

    纵观整个事件，令人痛定思痛。剧烈的变革时期，个体与群体，两种脉络变化莫测，相互作用。

    就在这一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