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十年前，我在广院上学。有天课上放录像带，是日本的红白歌会，没字幕，就那么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扑来扑去。

快睡着的时候，忽然掌声雷动请出了一个人。

是个穿和服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蓝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没什么姿势动作，嘴角一缕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静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后，偶然机会，牟森找到这个视频发我，说常常醉酒在街头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词：

从上野开出的夜行列车走下来的时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无言，只听到海浪波涛的声音

我独自走上渡船，看见快冻僵的海鸥

不禁掉下泪来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在北方的尽头

陌生人用手指着：请看，那就是龙飞岬

被呼出的热气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见遥远的浓雾而已

再见了，亲爱的，我就要回去了

风的声音在胸中激荡，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唱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资料，二十岁左右她就唱过这首《津轻海峡冬景色》，视频里一副现代女性装扮，长卷发，七情上面，手摇身送，用尽擞声技巧，努力要吸引观众的眼睛。后来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满纸风雪、哀而不伤的沉静，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牟森还向我推荐过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她早已去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歌了，现在是一个鼓噪的年代，不是甘居寻常的人，听不到这青绿的细流声：

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细细长长的这条路

回过头的话，看得到遥远的故乡

崎岖不平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

连地图上也没记载，这不也就是人生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缓缓地，流经了几个世代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毫不停息地，只见天际染满了晚霞

生命就如同旅行，在这个没有终点的道路上

与相爱的人携手为伴，共同寻找梦想

就算大雨湿透了道路，也总有放晴的一天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四季的推移，只等待雪融罢了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无时无刻，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

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

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

“……烟？”

“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

在福建涂岭，拆迁户不同意搬迁，开发商纠集人一起冲进家门，户主的儿子最终被砍死，头部中三刀——一个刚复员回来的年轻人，二十三岁，一脸稚气，胡子还没怎么长，腮边连青气都没有。我去时是五个月后，门框上还有深褐色的血手印。

采访时开发商已在狱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给他看，他面无表情：“不认识。”

我说：“他跟你名字一样，叫蔡惠阳。”

他一脸意外的模样。

“这是你们杀死的人。”

“哦。”他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记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们去的时候，路边都是白底黑字的标语，雨打风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样了。

开发商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着他。

“我的钱早就给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们承诺我村里人要搬的。我不还钱，别人也要杀我。”他说。前一天，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因为群众上访，政府把这个项目暂停了。

我对开发商说：“你这个项目都停了，你凭什么让人家搬？”

他两眼圆睁：“停了？”

“对。”

“没人跟我说停了呀？”他急了，“群众上访了，我们也可以上访啊。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

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说停就停了。

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

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

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

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

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

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

“审批了吗？”我问。

“报批了。”镇长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

“是一个概念。”他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

“嗯，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违法呢？”

“法律知识淡漠。”他还跟我嬉皮笑脸。

气得我在采访笔记里写：“太没有道德了”。

节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还是不断地寄来，领导说还是要做啊，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按着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做出新的东西了。零八年十月，张洁说：“反正现在编导们都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节目吧，不限制内容，不限制时间。”

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找各种土地政策的书看，看到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都是法律条文和术语，但步步推导酣杨淋漓“穿”过去的劲儿，一下午看来，简直让人狂喜。

我和老范去北大找周其仁。

周其仁说他不接受电视访问，拿过我的策划稿看一眼，里面都是以往节目的片段，他一分钟不到看完，挺宽厚：“已经不容易了，我给你三点意见。”

他说：“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经济问题。”

我动了下心，欲言又止。

“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

我有点意外，我的节目里对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为什么说我妖魔化他们呢？

“第三，”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嗯，不要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我在纸上写下这句话……经济问题是什么？很简单，买和卖。我在纸上写：“那买的是谁？卖的是谁？”自问自答：“买的是开发商，卖的是农民。”

“那政府是干什么的？”

“政府……嗯……把地从农民那儿买过来，再卖给开发商。”

“你到市场上买白菜，需要政府中间倒一趟手么？”

“但地和白菜不一样啊，地不都是国有的么，国有的政府就可以拿去吧……是不是？”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不是国有，为什么农村的地，农民的地，要让政府来卖呢？”

我脑子里什么东西摇了一下，又站住了：“别胡想了，‘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句话是明明白白写在《土地管理法》里的，这里所说的‘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农村集体的土地一旦变成建设土地，就要变成国有土地。你不是背过么？”

我想停下了，可那个声音不打算停下来：“这……合理吗？”

“怎么不合理？”思维的惯性立刻回答，“立法都是有依据的。这可是根据宪法来的。”

我心里那个非常细小的声音在问：“如果……”

“如果什么？”

“……”

“说吧，如果什么？”

“如果宪法有问题呢？”

去国家图书馆，查到一九五四年宪法，没谈到城市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再往后，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也没有，再往下査……这儿，在这儿，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那个声音犹豫了一下，又挣扎着问出一个问题：“可是，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自然资源属于国有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的土地非得国有呢？”

嗯……宪法里就这么一句话，无注解。

网上也査不到。

我问周其仁，他说他也持有同样的疑问。

我劝他接受访问，他一乐：“去采访陈锡文吧，他都知道。”

陈锡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学界当时对土地问题争论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员的解释是否服众，周其仁说：“就算反对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

我要走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陈锡文是个有些em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让他扮演灭火的角色，让他顺着说，他能说得很多，很好。”

这句话后来很有用。

我在“东方时空”时已采访过陈锡文。采访结束后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说起丰台民工小学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墙站着看书，等老师来了才放声大哭。他说到这儿停下，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睛。

媒体这个行业，提起谁来，大都百声杂陈，但我认识的同行私下说起他，无一吐槽。有位同事说他采访另一个官员时，对方有点支吾，他还拿陈锡文劝人家，那位一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陈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经忘我了，我还忘不了。”

二〇〇六年两会时，我对陈锡文有个短采访，別人大都是对报告表态，他谈农村水利，当时离西南大旱还有四年：“越来越多的水利设施是满足城市，满足工业，就是不让农业用水。这种局面如果下去，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我们整个农业灌溉系统，要说得可怕的话，甚至是崩溃。”

审片人说：“这个人说得再尖锐也能播。”

“为什么？”

“因为他特别真诚。”

采访陈锡文，是他开会的地方。好几天没怎么睡足的脸色，嘴唇青紫，满屋子烟。在毛背心外头套了件外衣，鞋子上头露一点老秋裤的裤脚，坐镜头前，说“土地的事情是该谈一谈”。

我问他，八二年宪法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话从哪儿来的？

他答：“‘文革’前国家没财力建设，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胀，没地儿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楼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农村，没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国有，人就住进去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土改。”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私权”这个概念当时还让人陌生和戒惧。没想到的是，这一句原本为了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话，误打误撞居然埋下了农村征地制度的巨大矛盾。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