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她唧唧呱呱,说笑不休。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別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叮叮叮。
那阵子谁跟我说什么大的社会话题,我都不想听,说:“一万个口号都比不上亲人睡不着的一个晚上。”
她平安回来时,正赶上老郝生日,我们三个找了个地方,开了瓶龙舌兰。那天我喝得最多,我们仨头扎在桌子上,脑袋堆在一起,我说:“以后哪儿也别去了,好歹在一块吧。”
我把老范和老郝拉来帮我编奥运的节目,“帮”的意思就是没有钱,也不能在字幕里打名字,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还有麻烦。
她俩编的时候,原始素材在台里系统内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不多的一点带子,都在这里了,拼的完全是编辑的功力。
施泰纳这集,我看过素材,但是看老范编辑的数分钟,施泰纳第一次挺举二百四十六公斤,重量把他重重扯蹲,嘴唇憋出声响,他抖着将杠铃推向头顶,脚胡乱地转着圈想支撑,最终无力,将杠铃从脑后扔下,向上苍做了一个摊手无奈的姿势。第二次尝试,施泰纳举起了二百四十八公斤,但俄罗斯选手奇吉舍夫领先,施泰纳想要夺金,只有一次机会,在原有挺举重量之上追加十公斤,众人都觉无望,对手脸上已经是狂喜。老范配的音乐是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音乐衬着他的话:“在她弥留之际,差不多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候,我向苏珊承诺过,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我会一直向前,去参加奥运会,去争取金牌……”
他的教练用力在他脸颊拍打,他跑上台,深呼吸一下,拎起他从未举起过的二百五十八公斤重量,提到胸口,掂量了几下,不断呼哧出气。杠铃片把二十公斤的金属杆都压弯了,全场寂静,他大叫一声,推举杠铃,举过头顶,踉跄了两下,脖子挣得通红,艰难地向前努着,撑了两秒钟,铃声响后,杠铃重重摔在地上。他忘却一切,欢喜跳跃,捶打地面。镜头缓缓拉升,在空中俯视他的背影,话外音是采访中他说的话:“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那一刻我可以肯定苏珊在注视着我。这是一场献给苏珊的胜利。”
他俯身亲吻杠铃,音乐唱道:“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最后一个镜头是他站在领奖台上,余喘未息,右手持玫瑰,左手举起苏珊照片,放在肩头,注视升起的国旗,胸口一起一伏,音乐正唱到“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w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红鼻尖上挂着汗珠笑了。
我都哭得现形了,这在看自己片子的经验里是第一次。
老范最爱的是埃蒙斯夫妇那段,用了Fix You,她在心神俱碎时曾反复听过。
美国步枪射击运动员埃蒙斯是公认的射击天才,四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他一路领先,最后一枪却不可思议地看错靶位,在他人靶上打了一个十环。冠军由中国选手获得,他一言不发离开赛场,当晚酒吧里安慰他的捷克射击名将卡特琳娜成为了他的妻子。四年后的北京,卡特琳娜拿到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后,来现场解说丈夫的比赛。埃蒙斯打完前九枪后,领先第二名三点三环,我已经准备好了描述他的胜利。最后一枪时他打得很慢,最后一个扣下板机,我抬头看大屏幕的一瞬间,眼前突然被惊呼和站起的人群淹了,站在高处的老王脸色变了,跺着脚对我说:“丢了,丢了。”
我当下的反应是回身去看卡特琳娜,从她圆睁双眼的错愕中才确认埃蒙斯真的射丢了,他最后一枪出现重大失误,只打出四点四环,中国运动员邱健获胜。体育馆里手臂林立,媒体涌向冠军,我脱口而出“雅典悲剧重演”,卡特琳娜呆住数秒之后,离开座位,向场地边缘走去,镜头跟着她,她在人群里时隐时现,侧头找寻,老王没有推特写,只是伴随,她隔着栏杆,向场地中嗒然若失的埃蒙斯伸出手去,埃蒙斯将头抵在栏杆上,她俯身下去隔着栅栏揽住他,一只手护持着丈夫的脖颈,另一只手摩挲他的眉毛,像在安抚委屈孩子时的温存。音乐与现场的人声交替出现:“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ried but you can't sleep...”
老范跟我说过她为什么用这歌,她说生活到了真的艰难处才能体会,“只有最亲的人才能了解和陪伴你的伤痛”。
我们没有接近这对夫妻,这刻不必打扰。我只是走到栏杆附近,在他们身后待了一会儿,回身去向镜头描述:“不是妻子在安慰丈夫,是埃蒙斯在安慰妻子,他说我已经尽力,一切都会好的。卡特琳娜伸山手,在他鼻尖勾了一下,两人笑了。”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镜头是他们在混乱人群里依偎离开的最后一瞬。
达娜那段又不同,是老郝编的,沉静有力。
她用了一个长镜头,远远地凝视向前奔跑马尾甩动的达娜,像是看护着她,跑过人群,穿过空无一人的场地,无休止地向前跑去,若有若无的钢琴声衬着达娜的旁白:“如果不再跑步,我的生命也就此停止。”
凌晨两点,老范穿着白衬衣戴着耳机坐在右边的机房,老郝穿着蓝裙子对着左边的非线编辑机……我拿着橙子水跑来跑去:“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被她俩不耐烦挥手赶到一边,心满意足地坐着。
几年前,我、张洁和老范,谈起为什么要卖力工作。
老张说:“为了理想。”
我说:“为了乐趣。”
老范说:“我为你们而工作,你们高兴,我就高兴。”
我一直觉得她太孩子气,现在才明白她的心情。
编到苏丽文,配乐想不出来了,翻来覆去看带子。有人提了句梁静茹,说她有个歌叫《勇气》,我摇头说这太直白了。想起有一次在KTV看过这个歌手献给因病去世父亲的《掌声响起》。
我半开玩笑地说:“《掌声响起》?”
要在以前,肯定不会想到这歌,想到也不会用,嫌这歌太平凡,唱烂了。想起这歌,是因为苏丽文说过,在出发之前,她曾经与身患癌症的父亲有过一个约定:“我拿金牌回去,他说他的病就会好。”
老范试探着唱:“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旁边编辑机的镜头上,苏丽文被踢中伤处倒地。她的教练实在看不下去,要冲上赛台,被裁判制止了,裁判问她是否要停止比赛。
她在地上双拳相击,表示“我可以,我可以,马上站起来”。
“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
嗯,嗯。
我和老范摇头晃脑大声合唱,“掌声响起来……”
苏丽文最后一次从场地上拖起自己,她说:“我听到很多观众一直叫我站起来。然后我也觉得,对,非站起来不可,对。”
她用这个方式撑到最后就是想告诉父亲:“有呼吸就有希望。”
旁边的实习生宋达加进来与我们合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这歌这么平常,但唱到这里,屏幕上正是比赛结束,苏丽文抱头倒地,像个孩子一样蜷着身哭泣,全场七千人起立为她鼓掌。
寻常,却有力。
有天晚上一点多,关主任路过机房,看到我们,眼神怔了一下,但正忙着,没停步走了。
第二天这个时候他又看见我,终于忍不住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说做了一期节目,但不知道给谁做的。
他乐了,说他看看。
看施泰纳的时候,关主任把眼镜儿摘下来擦了擦,实习生吴昊捅捅我,小声说:“哭了。”
看到埃蒙斯失利时,我脱口而出的那句话“雅典的悲剧重演”,他说:“是失败,不是悲剧。”他说得对,在节目里我保留了这句话,结尾时我说我当时的想法错了——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
关主任在新闻频道挤了一个下午五点的时间,把这期节口播出了,没有栏目,问叫什么,我想了想,别往花哨里起了,就叫“奥运瞬间”吧。
片子需要个小宣传片,要一句广告语,我呆坐在机房外的蓝色塑料凳子上苦想。
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髙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在机房录这句宣传词,宣传片嘛,总得有点腔调,我尽量让声音戏剧性一些:“奥运之美……”
录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说行了。出来的时候,录音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你。”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冷静的。”他说。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要去掉所有的装饰?”
我回到机房,再录一次,像平常说话一样。
录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对我伸拇指。
我自己听的时候,发现他是对的。
节目在一个小角落里播出,没有重播,也没有预告,我想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钱钢老师的信,题目就是“你做的《奥运瞬间》好极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变得偏激,就是变得冷漠了,但这样缝隙里的节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闻调查”的,央视的节目他都看,不苛责,只要有一期好点的,一定写信来夸奖。地震时看到我们在杨柳坪拍的节目,他在信中说,当下的新闻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温暖平易”。他说奥运的节目与地震的节目“一脉相承”。
“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与信念,“一脚一脚地踩下去”。
MPC门口小圆桌是各国媒体记者闲来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国际大报的记者负责报道政治,问我报道什么,我说报道几个人的故事。他问我采访了谁,听完说一个都没听说过,你们报道这些乏味的事情干什么。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还有一位美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头发快掉完了,穿一件廉价灰西装,我俩聊天,他说美国的报纸十年内都会消失,做电视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对我说:“不用担心。”
我没明白。
他说:“因为你对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经……”他做了一个痴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么都会变,但人不会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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