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里，车队在佛山做了一组高速段测试。问题出在直道末端。那台蓝白车跑到一百八十上下的时候，车头开始轻轻往上抬——不是失控，是那种“脚轻头重“的浮；方向盘还听话，可他知道车轮上的重量被抬走了一部分。

    跑第二趟的时候他把这件事说了。技师头第一反应是悬挂。

    “弹簧软了。“技师头说，“后面再加一点预压。“

    加完预压，车不抬了，可进弯的时候尾巴开始不安分。第三次他们把车身降了十毫米，第四个方案又把前唇角度调了半度——改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糟。

    那天下班前罗经理站在维修区里问了一句：“要不要找个人来看看。“

    “谁。“梁博说。

    “江离。“

    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愣了一下。这个名字他上一次听到是三年前，在东莞一间旧厂房里，一个穿旧卫衣的女人拿着一台手持三维扫描仪绕着他的车走了两圈；后来是深圳那家风洞，一比四的缩比模型、测力天平、烟线，还有她那句“先算、再吹、最后信洞里的数“。

    “她愿意来？“他问。

    “我先问过她。“罗经理说，“她要三样东西：这台车近三个月的高速数据、场地的风况记录、还有车身的扫描点云。她说这三样没有，她不来。“

    “风况记录我们没有。“

    “她说她带风速仪来。“罗经理把烟按熄在窗台上，“费用不便宜。“

    “从我项目里出。“梁博说。

    江离是八月中来的，在一个上午。她比三年前没怎么变：深灰色的针织开衫、直筒牛仔裤，波波头刚过耳，细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很旧的帆布包，包侧插着一本速写本。她一米七的个子站在维修区里，比好几个技师都要高。罗经理给她介绍的时候，她只跟梁博点了一下头，算是认得。

    “三样东西。“她说。

    他把笔记本推过去，把近三个月的高速数据调出来给她；技师头拿来了风速仪的记录。她只看那两组数据，看得很快，中间只在两处停下来，用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看到第四分钟的时候，她开口了。

    “不是速度的问题。“她说，“是乱流。“

    “怎么说？“梁博问。

    “你这台车在直道末端，车尾的气流已经分离了。“她把屏幕转过来，指给他看那两条曲线：一条是车头的升力系数，一条是车尾的压力恢复，“车头抬起来不是因为前面压不住，是因为后面没人接住。“

    “我们改的是悬挂。“技师头说。

    “悬挂改得越多，它越像在追一个结果。“江离说，“你们在改车，可你们不知道风在车后面干什么。“

    梁博站在那儿没有立刻答。他这几年跑过很多路，没人比他更清楚这台车在高速段是什么脾气——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能顶。可她说的是他从来没量过的那一部分。

    “我在这条路上跑了三年。“他说。

    “你跑的是同一条路。“她说，“风不是。“

    他没接话。他两年里没在“风“这件事上服过谁——除了 2017 年那一次。而那一次，把这台车的风算明白的人，就是眼前这一个。

    她把包里的东西全摊开了。一台手持三维扫描仪、一盒反光标志点、一台很旧的地磅、一台笔记本。她先让他和技师头在车身上贴标志点——前后各六个、车门两侧各四个、车尾三个；然后她绕着车走了两圈，一边走一边扫，点云一行一行往上堆。

    “你这个和我那个差不多。“梁博说。

    “什么意思。“

    “我用手摸。“他说，“你用这个摸。“

    她抬眼看了他一下，没接这句话，低头接着扫。扫完她把地磅推到车底下，前后各称一次，把两个数写在速写本上；然后是搭模型：把后视镜抹掉、把底盘抹平，量迎风面积、量尾部收敛角、量离地间隙。她做这些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只有键盘声。

    到傍晚，模型的初稿出来了。“尾部收敛角。“她把屏幕转过来，“你们为了稳，把这里收得太快。低速的时候没事；一百八的时候，气流跑到这里就来不及贴回来。“

    “那要怎么办。“

    “先别急。“她说，“我得把它吹一遍。“

    “吹一遍“是她的说法——去风洞。

    风洞是她联系的，一家在东莞的民营风洞，租一天不便宜。她带着那台车的扫描数据去了两天，做出来的是一比四的缩比实物模型：车壳、底盘、连后视镜的位置都对得上。

    她给梁博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风洞里的烟线——一条一条白色的烟被风机吹过去，绝大部分顺着车顶流走；到了车尾那一块，烟线散开了，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乱成一团。

    照片下面她写了两个字：“你看。“

    那两天他跟着去了一趟。风洞外面的铁皮房比他想的大得多，里面一台风机的声音压得人说话都得贴着耳朵。缩比模型被固定在一根支架上，下面接着一套测力天平；烟雾从模型前面那根管子里出来，勾出一条一条白线。

    他站在观察窗前面看了很久。他修了这么多年车，是第二次看见风在车身上是什么样子——不是他脑子里那条线，是真实的、一条一条被撕开的白烟。到车尾那一块，烟线不再贴着车身走，而是抬起来、翻卷、散成一片。

    “这里。“江离在他旁边说，“就是这里。“

    “我看得见。“

    “你以前看不见。“她说。

    他没有反驳。他说不出反驳的话——他这两年所有的判断都是从声音、从手、从数据里来的，可“气流“这一件，他确实从来没有真的看见过。

    “为什么模型里要把后视镜抹掉。“他问。

    “因为它不是这辆车的问题。“她说，“我要先看车身本身；后视镜这种东西，等主线干净了再加回来。“

    他点了点头。他忽然觉得这种思路他很熟——先看干净的东西，再加变量。他自己算一台车的毛病，也是这么做的。

    再见面的时候，她把结论写在纸上，一共三行：

    一、车尾气流分离点比设计预期提前了四十厘米；

    二、原因是尾部收敛角过快＋离地间隙偏小两个因素叠加；

    三、方案：尾部收敛角放宽两度，车尾加一片小导流板（高度不超过三厘米，规则允许范围内）。

    “能快多少。“梁博问。

    “不一定更快。“江离说，“但它不再'飘'——你现在这个飘，比慢三秒更贵。“

    他看着那张纸，忽然想起三年前她那句话：先算、再吹、最后信洞里的数。

    “改。“他说。

    他们当天就把导流板做了出来：一块铝片，弯了两个角度，用四颗螺丝固定在车尾下面。再上赛道测试，直道末端那一下“浮“没了，进弯的尾巴也稳了。第三趟跑完，他坐在车里出了一口气——那种脚底下有东西、手里有数的感觉，他两个月没体会过。

    回到公寓，他把这件事跟于荧莹说了。

    “队里请了江离。“

    她回得很快：“我知道她。“

    “你认识？“

    “藤鱼早期那批技术顾问里，她是唯一一个不写 PPT 的人。“她说，“她是我认识的最会算风的人。不好相处，但她技术很强，是做实事的人。“

    他看着这条消息，想了一会儿才回：“她今天说我以前看不见风。“

    “她说的对。“她说，“你以前不用看——你用手就知道了。可你那套东西上了车，就得看。“

    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十几秒。他忽然发现，这两个女人说的话在往同一个方向走。

    收工以后他去找罗经理。

    “她入队要多少钱。“他问。

    “按天算，顾问费。“罗经理报了个数。

    “从项目那四万里出一部分。“

    “你留那四万是给万一的。“罗经理说。

    “这就是万一。“梁博说，“车都跑不稳，我做什么 AI。“

    罗经理看了他两秒，点头：“那你去跟她说。“

    江离就在当晚答应了。她答应的方式很简单：她把速写本翻开，在最新的一页上写了一行字，然后合上，说了三个字——“我来吧。“

    梁博没有问她那一页写的什么。不过那天临走的时候，她在他的工位上站了一会儿，看着屏幕上那个跑着的系统。

    “这个东西。“她说，“它会不会影响车身姿态。“

    “系统管油门。“梁博说，“不管车。“

    “油门就是车身姿态。“她说。

    他一时没有答上来。他从 2019 年做到现在，一直把这两条线分开——车的事，和人的事。而她从进门的第一天起，就把它们放在同一张纸上。

    车尾那片导流板是他自己拧上去的四颗螺丝；系统那套逻辑是他自己写的；可这两样东西在她手里，是同一行。他懂直线，她懂风。

    这一次，他没法用一圈圈速把她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