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壑川把这些记录抄了一份，又让杨溥给韩妃转了一句话，说想了解一下侍女更换的情况。

    韩妃回了一句话：“她们都是皇后派来的，我身边的人，我自己做不了主。”

    杨溥把话带回来时脸色不太好看，但什么也没多说。

    程壑川当天下午写了一封短折，第二天递给了朱瞻基。

    折子里只写了几件事：朴氏当晚的值守路线与落水位置不吻合，水池边的巡查记录存在空档，韩妃身边侍女更换的时间点与朴氏之死相隔不到一个月，新调任的侍女中有曾在坤宁宫当差的人。

    末尾加了一句：“朴氏之死，臣以为并非单纯的意外。请陛下命内廷重新核查当晚值守人员，并查明侍女更换的缘由。”

    朱瞻基看完折子后，把内廷的人叫来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是“侍女更换是皇后安排的，为的是让韩妃身边伺候的人更熟悉宫里的规矩”。

    朱瞻基没有再往下问，把折子搁在案角，让周公公叫程壑川来。

    程壑川到的时候，朱瞻基正站在窗前。

    他转过身来，开口先问了一句：“朴氏的事，程大人，您查到什么了？”

    “她死前曾经给韩妃送过一封信。信里说皇后娘娘欲以药酒害韩妃。韩妃把信烧了，但皇后娘娘还是知道了。皇后娘娘没有直接动手，而是把韩妃身边的陪嫁侍女全部换掉，换成了自己的人。朴氏死后，剩下的三个侍女在一个月内陆续被调走，现在韩妃身边全是皇后娘娘的人。”

    朱瞻基听完之后没有发火，沉默了一会儿：“朕知道了。”

    程壑川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陛下不干预后宫的事，臣理解。皇后娘娘要稳后宫，韩妃刚入宫，根基浅，两边若现在就冲突，宫里的规矩会乱。但朴氏死了，总得有一个说法。如果她的死被记成‘失足落水’，以后韩妃身边的侍女还会出事。臣建议将朴氏的抚恤按宫中殉职例发放，并将她的名字记入内廷档册，注明她曾为韩妃贴身侍女。”

    朱瞻基站在窗前，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那就按程大人您说的办。内廷拟一份抚恤文书，朴氏的名字记入档册，不必公开，但留底。韩妃身边的人，暂时不动。”

    程壑川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朴氏的抚恤在当月发下，文书由内廷拟稿，记入了宫内殉职人员名册。

    韩妃身边的新侍女在同年秋天全部到位，后来几年里韩妃没有再向宫外传出任何信件。

    孙皇后在宫中继续主持内廷事务，与韩妃之间没有再发生过公开的冲突。

    ……

    宣德六年初夏，东厂截获了一封书信。

    信是写给瓦剌太师脱欢的，落款处盖着一方私印，印文可以辨认出“杨荣”二字。

    信的内容不长，前几句是寻常问候，最后一句写着：“愿两国永好，勿以兵戈相见。”

    东厂的人把信送到乾清宫后，朱瞻基看完没有立刻表态，把信压在案角，让人叫程壑川来。

    程壑川站在案前，先把那封信看了一遍，然后开口：“陛下，这封信只有一句话可作把柄。‘愿两国永好，勿以兵戈相见’这句话，本身可以理解为求和，也可以理解为试探。单凭这一句，不能断定杨荣私通瓦剌。”

    “送信的人是他的远房侄子，宣德五年突然迁居大同。”

    程壑川轻笑一声：“陛下，大同是边境重镇，迁居大同的人很多。杨荣的侄子迁居大同，未必就是替杨荣送信。而且这封信是用私印盖的，私印和官印不同，不能代表杨荣本人的立场。如果杨荣真要私通瓦剌，他不会用自己的私印，也不会让亲戚去送信。”

    朱瞻基继续问：“弹劾的人说，这封信是去年宽河之战前写的。如果是诈降信，为什么现在才被截获？”

    程壑川想了想继续说：“如果是诈降信，就不该被截获。如果被截获了，说明送信的人没有把信送出去。那这封信到底是不是真的送到了瓦剌，目前还没有定论。臣以为，仅凭这封信和送信人的身份，不足以定杨荣的罪。杨荣在永乐朝就多次随先帝出征，对北境事务熟悉，也立过功。陛下如果仅凭这一封信就处置他，朝中会有人觉得陛下对老臣不公。”

    朱瞻基坐在案后没有立刻接话。

    他把信从案角拿起来又看了一遍，放回去，然后开口：“朕不深究。但杨荣以后不必再参与军务了。”

    程壑川没有替他求情：“臣明白。”

    朱瞻基沉吟片刻开口：“让他去修《宣宗实录》。这个差事清闲，也不算贬。”

    几天后，杨荣被调离了内阁的值房，迁到翰林院东侧的旧档房，负责编纂《宣宗实录》的初稿。

    他搬走那天，把原来值房里的一只旧砚台和几卷手抄的边务笔记装进一只旧木箱，亲自搬上了推车。

    路过都察院门口时，他停了一下，看到程壑川正站在院里。

    两人隔着门槛对看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杨荣朝他拱手作揖，然后推车继续往前走了。

    此后杨荣每天按时到翰林院，翻阅前朝实录和宣德年间的邸报抄本，把涉及边防的部分逐一摘录，按年份编入底稿。

    他偶尔会在值房里跟同僚讨论几句旧事，但不再主动提及北境的军务。

    有人私下问他关于那封信的事，他只说了一句：“我写给脱欢的那句话，是想让他以为大明有意和谈，好让他在宽河之战前放松戒备。信没有送出去，也没有被采用。别的，我不多说了。”

    那人没有再追问。

    程壑川后来在整理旧档时翻到一份宽河之战前的军情简报，上面注明了“杨荣曾献诈降策，未被采纳”几个字。

    简报的末尾没有署名，也没有写明是谁批的。

    他把那份简报合上，放回书架中层，没有做额外标注。

    不久后，王振被正式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旨意从内廷发出那天，程壑川正在都察院值房里批阅一份关于秋粮调运的公文。

    周垣进来跟他说了一句“王振升了秉笔”，程壑川搁下笔，把手边那页公文合上，叹了口气，没有接话。

    周垣也没有再往下说，站了一会儿便出去了。

    程壑川把公文翻回原页继续批阅，笔迹没有断，也没有再停下来。

    王振升任秉笔后，搬进了司礼监东侧的独立值房。

    值房不大，靠墙摆着一排旧档架，架上堆着近年来的内廷收发文书和旧年奏报的抄本。

    王振搬进去的第三天，一个姓刘的老太监被派来打扫值房。

    他六十多岁，在司礼监待了二十多年，平日负责整理旧档和值房洒扫，手脚利落，不多话。

    那天下午他挪开值房南墙根下一只旧书箱时，发现墙板上有一块木板边缘的颜色比周围的深一些，接缝处有一条极细的暗痕。

    他用手指沿着暗痕摸了一圈，摸到内侧有一个可以按压的位置，按了一下，木板向内弹开了一道缝，露出一个暗格。

    暗格不大，里面搁着一本薄册子，封皮是深蓝色的粗布，没有题签。

    刘太监把册子取出来，翻开第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杨士奇，长子杨稷，曾于宣德四年私贩盐引三千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