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增加了不少“职位分等”成分，但总体说这依然属于“阶职分立制”。优厚的品位待遇体现了宋朝皇权对士大夫的优宠宽容，为官僚扩展其特权、自主性以至“自利取向”留下了较大空间。

    第五阶段，继承元朝余绪，明帝国初年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士大夫官僚的众多利益、特权惨遭削减，其自主性受到压制，官僚作为铁腕君权之行政工具的“服务取向”特征，又开始浓厚起来。与此相应，散阶制开始变质，由唐代的据阶而授官一变为据官而授阶，散官成了官品的一种补充，“阶职分立制”遂遭破坏了。这种情况延续到了清代。

    以往只从级差和待遇角度被叙述的历代官阶制度，由此便呈现出了错落有致的不同阶段，这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个大的段落。以形象语言描述其左右摇摆或上下动荡，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前期有较高的波峰和较低的波谷，即如先秦爵命等级与秦汉禄秩等级间的较大反差，从禄秩等级到魏晋南北朝“门品秩序”的重大转折；至如后期，则依旧存在着动荡不定，但其波幅已趋减小，例如由唐宋的“阶职分立制”到明清这个制度“变质”的情况。大致说来，秦汉的禄秩等级表现为“职位分等”的一个波峰，两晋南北朝唐宋的“本阶”表现为“品位分等”的一个波峰；明清官阶表现了向“职位分等”一定程度的回归，但考虑到官僚阶级在十几个世纪中累积的众多等级特权，此期官阶的性质和倾向，应该视为前两个此起彼伏的波峰之综合。明清已值帝国时代的后期，官僚们作为统治阶级，早已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不可动摇了。围绕官品而滋生出的各种等级特权[134]，士大夫与胥吏、文臣与武将之间的身份性隔膜，都构成了“品位”因素。又比如说，“升衔留任”便是一种保障官僚品位的做法[135]。“兼衔”以加重官僚资望情况，也等于官位被用如“品位”了，例如总督例加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衔[136]，翰林官迁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学士，还有加宫衔的恩典等等[137]。甚至官品本身都可以作为待遇、用作“品位”，如同“加若干品衔”之类做法所反映的那样[138]。这些情况，都大大遮掩了“阶职合一”所带来的那些“职位分等”亮色。

    在理解这些波峰和波谷的时候，还应对如下两点加以考虑，以用作“加权”的评估因素。首先，官僚的等级特权可能两个方面：对君主权力的分割和对社会权益的占夺。专制独裁需要和理性行政需要，不允许官僚自我膨胀到妨害专制和行政的程度，但在官僚占夺社会权益上帝国统治者有可能网开一面，令君主与官僚“双赢”而听任社会萎缩和偏枯。因而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不仅涉及君主与官僚之间的权势分割，也包含着官僚对社会的利益分割。人称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相应的则是“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进而明清的官阶制度既体现了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从官僚那里回收的权势强化了皇帝专制；同时浩荡的皇恩依然保障品官以至缙绅地主的特权，这些特权大多是从社会方面分割而来的[139]。官僚的贪污侵渔，比起前朝来一点儿都不逊色。所以“有明一代，一方面官俸呈现下降趋势，以至低到历代所未有的水平，另方面大小官员的富有豪华却又达到了历代王朝未曾达到的高度”[140]；明代仕宦阶级的生活，“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141]。有时皇帝强悍专断而官僚唯唯诺诺，有时皇帝和和气气而士大夫意气风发，可不管怎样，“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其次，正如艾森斯塔得所指出，在官僚呈现“服务取向”之时，中上层官僚经常较低阶层，并疏离了他们由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和传统身份。而这正是秦与西汉的情况，其时的文吏群体，并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关系特别密切。这样一点，我想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禄秩等级“从属于职位”的性格。而东汉以来，帝国官吏与儒生群体、进而与士族阶层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秩序”，就对应着一个盘根错节的门阀士族阶层的存在，他们拥有最浓厚的“自利取向”。由唐宋以至明清，“绅士”或“乡绅”构成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142]。艾森斯塔得也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呈“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这“主要阶层”就是绅士阶层；通过科举制度的联结，官僚成了士人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我想，明清官阶制的倾向性体现为前两个波峰之综合，与这种社会政治变迁也是一致的。

    在“品位-职位”和“自利-服务”分析概念的照耀之下，历代官阶制演化的阶段性便由晦暗而显明，呈现出了如上五个段落的鲜明轮廓。它协助我们探寻传统官僚政治的进化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帝国官僚的“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二者关系的动态变迁[143]。各王朝初年的官僚一般都比较精干、处于君主的强权制御之下，但在中后期则将积累出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这是一种较小的周期；同时也存在着更长时段的变迁，也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大阶段。总的看来，传统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并不应该夸大到“停滞”的程度，它并不是一潭死水；同时其变迁的方面也是有限度的，即便是魏晋以来由“贵族化”了的士族阶层造成的士族门阀政治，最终也应视作专制官僚政治的一种“变态”，它并没有导致一种全然不同的贵族政体。

    当然，这个分期模式对历代官僚政治演变的观照和评估，主要是基于官阶制角度而做出的，不过是它的一个侧影而已；并且较深入的考察只限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如果把更多事象纳入视野，特别是若对宋、元、明、清的情况作更多考察，则可能还有复杂得多的情况；眼下的论断，必定还有不少漏洞需要填补，还有更多空地等待开掘。不过，对一个论题若无话可说或只能泛泛而论，那反倒是思考的困境；而还有众多线索等待深究的感觉，所预告的却是开阔的研究前景。正如赵翼所说：“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144]不管眼下的认识还多么简陋粗糙，毕竟一个不无新意的叙述框架已被搭起，随后的雕镂修补就容易多了。每一个特定观照角度，都好比投射到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当然不会是面面俱到的，但只要能照亮一个侧面，提供一幅其它角度看不到的特殊景象，就足够了。期望本书的努力确有创获，今后我们将沿此方向继续前行——

    [1]马克斯-韦伯：“下述各点可以说是理性合法权威的基本概念：……(3)官署组织遵循等级制原则，亦即，各个较低的官署都处于一个较高的官署的控制和监督之下”；最纯粹类型的行政官员的任命和工作遵循如下原则：“……(2)他们被组织在清晰定义的官署等级制之中。”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editedbyG.RothandC.Wittich，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pp.218，220.

    [2]例如周翼虎、杨晓民先生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社会。见其《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79-86页。

    [3]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部刺史》，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

    [4]魏特夫：《东方专制社会──对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5]可参看秦晖先生对这种观点的批评：《“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期(原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1999年第3期、1999年第4期)。

    [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7]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18页。

    [8]张金鉴：《人事行政学》，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9]谭健主编：《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7页。

    [10]这包括进行职位调查，区分职组和职系，对各职位的工作简繁、责任大小和相应资格进行评价并制作职位说明书，并把职位纳入相应的职等和职级等。可参看曹志主编：《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13页；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4篇第12章“职位分类的基本原理”。

    [11]参看罗文：《由现代行政学的职位分类看宋代的人事行政制度》，《华冈文科学报》1978年第11期。罗文先生着眼于职系和职等的划分，把宋代行政制度视为“职位分类的雏形”。但我们则将着眼于“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一点，而对宋代官阶制提出不同判断(见下文)。当然罗先生也说到：宋代“寄禄阶的正俸，便是根据人品制度(即品位制度)定待遇；而差遣的职钱，便可谓根据职位来定待遇”。宋代官僚的职钱从属于职位，这确实有“职位分类”意味。但职钱并非官僚各种待遇权益的全部，由于其时存在着从属于官员个人的本阶，而且有许多特权从属于本阶，这仍应视作“品位分类”制度。

    [12]也有学者把“品位分类”译为“职务分类”，并把这两种类型进而分为四型：“一般职位分类”体制，“无共同职等之职位分类”体制，“一般职务分类”体制，“无共同职等之职务分类”体制。参看傅肃良：《各国人事制度》，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546-550页。

    [13]李盛平：《各国公务员制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不过随后李盛平认为，“职位分类制度比较适用于担任领导的通才”，这与学界一般看法相反。一般认为，“职位分类”更适用于工作比较常规、责任比较固定的中低级官员，“品位分类”较适于担负领导责任的高级文官。

    [14]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15]许南雄：《人事行政学》，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16]可参考原美国文官总署署长坎贝尔的叙述：“所要强调的是，美国文官制度的等级，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每一职位有一个等级，并不是说个人有一个等级，个人并没有等级；在位时就有等级，不在位时就没有等级。这与美国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不同，外交部门与军事部门的级别是跟人走的。你要是将军，到另外一个岗位还是将军，这跟文官制度不一样。”(按，美国的外交和军事部门，仍然实行“品位分类”制度。)艾伦-K-坎贝尔《1983年在北京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上的讲话》，王莉据录音整理，参看曹志主编：《各国公职人员分类制度》，第786页。

    [17]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第201-202页。

    [18]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第111页。

    [19]许南雄：《人事行政学》，第138页。

    [20]W.E.Mosher和J.D.Kingsley指出，英国文官等级制的基础是以通识考试为基础的个人资格，因而与美国有异。见其：PublicPersonnelAdministration，NewYorkandLondon，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36，pp.411-413.

    [21]李广训：《各国人事制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第3版，第5页。

    [22]管欧：《现代行政学》，台湾永大书局1978年版，第168页。“简荐委制之优点”：“一、足以表示国家之名器。国家设官分职，乃为名器之授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特、简、荐、委的品位，即系国家对于公务人员名器尺度的表征，而使国人珍视”；“二、尊重各人已有之资历。简荐委制乃是以‘人’为制度运用的轴心，就各人所具有之法定资格、经历累积而成的身份，以定其品位的高低。”

    [23]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第5篇“美、英、日和台湾地区公务员分类制度”；第6篇“我国职位分类制度的基本构造”。

    [24]参看许南雄：《人事行政学》，第152页。“美国公私机关所以能推行职位分类，因其行政观念与职位分类之体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