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美的，以为采访战略成功，后来才明白，美国人多半都是话痨。
  我在家里憋了几个星期，终于写完了几十页的英语论文。那时还没有家用电脑，几万字的论文我是用打字机一个个字母敲出来的。
  我们班的论文指导教师是Mary，外语系聘请的外教，一个身材矮小的美国老太太，精力旺盛，极其较真。
  我当时因为经常要去拍外景，早就不住学校了。写论文也是一个人闷在家里，从没去请教过Mary，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更没想到会因此得罪Mary。
  论文答辩那天，我的主课老师王伟教授和Mary一起担任考官。答辩并不复杂，王老师和Mary，根据每个人的论文内容提问，时间20分钟左右。
  当我走进考场，Mary正和前一位同学有说有笑地道别，一看见我，她的脸立刻绷了起来。我还没坐稳，Mary劈头盖脸就问：
  “你们全班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都来请教过我，只有你没来，为什么?”
  我一下蒙了，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
  Mary等了一会儿，看我没有要道歉的意思，怒不可遏地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王伟老师处变不惊，独自一人开始了对我的考核。10分钟后，Mary又回来了。她大概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竟然变得满面春风，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问了我一个又一个刁钻的问题。
  这下我踏实了，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再难的问题我也不怕。
  又过了10分钟，王伟老师终于笑眯眯地说：“Well done.”(干得不错。)
  我长出了一口气。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领取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

  当时，我对自己的主持生涯并不抱信心，但对中央台充满向往。只要能进中央台，哪怕什么节目也不做，我的虚荣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终于，文艺部邹主任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后交到人事部。我大喜过望，以为自己进中央台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仔仔细细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到了领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同班同学分别去了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文化部等国家机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我也挺高兴的。没去中央台是很遗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台的节目也不错，将来万一变动工作也方便。惟一让我心烦的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否则，我只能以待业青年的身份把档案转到街道。当时我的观念挺古板，做自由职业者可以，当街道待业青年可不行。称谓对我很重要。于是，我把档案放进了海淀人才交流中心。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无业人士了。
  办好手续，我把身份证、毕业证书、户口本一股脑塞进背包，包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扔进了自行车车把前的铁筐里，之后，心情愉快地骑车回家。骑到真武庙二条，我把车停靠在马路边，两脚点着地，一手扶把一手从报摊上拿起一份报纸，等我再转头过来要拿包取钱时，却发现我的包已经不见了。小偷简直神了，两秒钟之内竟从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连忙骑车到月坛派出所报案，民警很热情，可听说我钱包里只有50块钱，就遗憾地表示：数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赶忙炫耀地说：“我的包里还有一个价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机。”
  民警一听，高兴地说：“那足够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节目回到家，竟然看见我失窃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来，小偷拿走钱包里仅有的50块钱和呼机后，把皮包扔在了复兴门立交桥边的草地上。有行人捡到，从包里翻出我的身份证和通讯录，辗转将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户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这才长出一口气，心里对那个盗亦有道的小偷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在想想，我大学毕业后没能进入中央电视台，责任都在自己。我没向任何人表示过对中央台的渴望，总不能希望别人上赶着用八抬大轿请我去吧!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彻底改掉被动的性格。
  当毕业分配的忙乱过去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艺苑风景线》的拍摄工作。它是我当时惟一的阵地，也将是我未来事业的奠基石。
  我没有和剧组签约，也没有讨价还价地谈过我的报酬。我乖乖地拿着每集300元的劳务费，觉得挺好。毕业前，我只能拿到每集150元，剧组解释说因为我还是个学生，所以报酬减半。我当时对这个解释不太满意，觉得有点欺负人，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如今一毕业，工资竟翻了一番，当然很高兴。可仔细一想，《艺苑风景线》每两周一集，这意味着我一个月的收入只有600元。我想跟剧组说，钱太少了，但怎么都张不开嘴，最后也就算了。好在我刚走出校门，生活方式和在学校时没什么差别，吃盒饭、搭公共汽车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忘记了对待遇的不满，开开心心地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93年底开始，我的情绪变得相当低落。工作失去了挑战性，情感也没有着落，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平心而论，《艺苑风景线》在当时的口碑相当不错，虽然播出时间比较晚，但它一直有着相对稳定的观众群。
  2002年6月，我去内蒙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龙梅的丈夫老张一见面就对我说：“当年老看你主持的《艺苑风景线》。”
  节目本身没有问题，但它没有办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舞台。我感受到自己体内蕴藏着力量，但我找不到释放它的场所，这让我痛苦不堪。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环境也变得不再单纯。面对这么多难题，我没有能力解决，只有眼不见心不烦一走了之。
  1994年，我参加了GRE考试，年底到了西雅图。

  那一年，牛仔裤恨不得长在了身上

  我当年的、也是一直以来的着装标准是simple and chic(简约而时尚)。
  听家里人说，我小时候很臭美，一穿上新衣服就站在院门口扭来扭去，还不时地用眼睛瞟着四周，希望左邻右舍都能看到。小小的年纪嫉妒心倒挺重，明明觉得隔壁女孩穿上红裙子很漂亮，嘴上就是不认输：“你看那个红颜色，是不是很俗气?”身边的大人非得附和两句：“就是，哪有你漂亮。”我才高兴。
  我是70年代的孩子，那时中国成年人的衣着很单调，童装倒是五颜六色的。看我那个时期的照片，走的分明是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儿)的路线：短短的连衣裙，小皮鞋，人胖乎乎的挺可爱。用现在时装评论员的话说，我当年的着装风格是simple and chic(简约而时尚)。这也一直是我的穿衣标准。
  那一年，牛仔裤恨不得长在了身上
  80年代，Brook Shields(波姬·小丝，阿加西的前妻)为Calvin Klein牛仔裤拍过一辑广告，那句著名的广告语听得人热血沸腾：“Whats between my body and my Calvin Klein jeans? Nothing!”(在我的CK牛仔裤和我的身体之间，什么也没有。)
  小学三、四年级吧，我有了平生第一条牛仔裤。
  那年北京市举办了一次妇女儿童用品展销会，盛况空前。我妈几乎挤破了头才在展销会上给我买到一条蓝色劳动布的裤子，那是国产牛仔裤的雏形。
  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它。窄窄的裤腿，只在裤脚处微微地阔出了喇叭型，前后4个口袋上都细细地匝了几条黄色的线，十分醒目而别致。最新鲜的是，裤子的拉链在正前方，这让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街上那些和男生混在一起的大胆的中学女生。我兴奋极了。
  一直以来，我穿的都是肥大的蓝布长裤。这种裤子，是左边开口的，通常钉着3个纽扣。腰身大小倒是正好，就是从屁股往下的剪裁哪里都不服贴，加上裤腿又肥，穿上这种裤子，从远处一看，肚子、屁股和双腿，哪都是圆滚滚的。
  我于是迫不及待地套上牛仔裤，目瞪口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原来，我的腿竟然是细细直直的。
  那一天，我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对自己几乎有了惊艳的感觉。
  这以后一年多的时间，牛仔裤恨不得长在了我的身上。我妈老在我屁股后面端着个脸盆催我：
  “裤子脏了，该脱下来洗洗了。”
  又过了一阵，我长高了，牛仔裤紧绷绷地再也套不上，我才恋恋不舍地和它告别。

  自己设计校服

  初中，我上的是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年俗称150，应念成腰五零)。当年，我们实验的学生很以学校为荣，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只伸出右手扶栏杆，生怕挡住左边胸口别着的实验中学校徽。
  文革以前，实验中学是一所女校(50年代的师大女附中)，文革后，才改成了男女生并收的学校，而我所在的班级是当时惟一一个女生班。每天上午课间操时，全校同学在操场集
  合做广播体操，我们班53个女孩站在那里格外引人注目。
  我当时是班上的文娱委员，一有文艺汇演之类的事就忙得不亦乐乎。初二那年“红五月”歌咏比赛，我和班上几个文艺积极分子琢磨着我们班合唱时该穿什么服装。一个同学说：“八中有校服，咱们实验都没有，不如我们自己做班服吧!”
  这个主意获得了热烈响应。于是几个人分头行动：设计款式、选布料、找厂家、量尺寸。我记得，我们找到的制衣厂在三里河二区工人俱乐部附近，门口的牌子上倒是白底黑字写着×××服装厂，其实就是临街的两三间平房，屋里几架缝纫机，大概是街道附属的一个加工组。我和几个同学下午放学后就站在厂门口，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要求见“你们领导”。领导见没见着我不记得了，印象中一个戴蓝色套袖，脖子上挂一条软软的皮尺，眼镜滑到了鼻间的老裁缝接待了我们。一通讨价还价之后，服装厂拿到了一份不小的定单。我们呢，一个星期后，穿上了女生班的班服。如果没记错，每人交了17块钱。
  1984年5月份，我们初二三班成了全校最出风头的班级。
  很可惜，那条裙子早就找不到了，但它的样子我永远记得：长袖、豆绿色、布料是很厚、很挺括的那种，胸前系扣子，腰间系着同一种布料做成的宽宽的腰带。
  那年歌咏比赛，我们穿着班服，唱起自己创作的班歌：
  “迎着晨曦，挽起伙伴的手，
  我们可爱的姑娘，像那跳跃的浪花，
  欢歌在祖国怀抱中，
  啊啊……
  彩笔将描绘祖国的未来，
  浪花将汇入时代的洪流，
  莫辜负青春年华好时光，
  努力飞翔吧，
  向着明天，
  飞翔，飞翔，飞翔!”
  那首歌，那条裙子，是我少年时代最美丽的回忆。
  高中三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尴尬的一个阶段，我长高了，长胖了，既没有了小时候的可爱，身上又没有一丁点十几岁女孩子应有的清新。我觉得自己整天灰头土脸的，一点儿也不漂亮。当我不自信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所以，那3年是我在穿衣打扮方面最乏善可陈的时期。
  高二开始，外国服装品牌走入中国。
  有一天上课间操的时候，我们年级7个班的同学一直在唧唧喳喳地交头接耳，气得领操台上的体育老师对着扩音喇叭直骂：“高85级的，你们怎么回事?”
  我们吓得不说话了，可眼睛还是不住地往二班一个男生的脚上瞟。因为，他穿了一双价值200元人民币的NIKE鞋。
  那真是爆炸性新闻。
  1986年的时候，200块是很大一笔钱，NIKE更是一个刚刚听说，但可望不可及的名字。而我们身边竟然有人将那么名贵的鞋，随随便便地穿在脚上，这太让人羡慕了。
  从高二到大学，我的时尚梦想就是拥有那样一双NIKE鞋：布面的、低帮、鞋的两侧各有一道淡粉色的SWOOSH(NIKE的标志)。
  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为，当我攒够了钱，NIKE早已不生产这种款式的鞋了。
  当年穿不起NIKE，我也不气馁。碰巧在清华附中附近一个不起眼的鞋店里买到一双棕色方头厚跟皮鞋，喜欢得要命。
  我买了穿到学校，在班上的女生中间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几天后，我们班女生几乎每人一双棕色“踢死牛”(班上男生起的绰号，挺形象)。眼看自己带动起一阵时尚潮流，我很是得意。
  一直到今天，我都喜欢样子笨笨，鞋跟又不太高的鞋。细高跟皮鞋让我觉得不踏实。
  2002年8月初，我在香港GUCCI店里看中一双小羊皮皮靴，样子美极了，我惟一担心的是鞋跟那么细，会不会折断?女店员觉得我不可理喻，因为他们的鞋是最好的，不可能有问题。
  上了大学，广院校园里到处都是青春靓丽的女生，我在穿着上没出过什么风头。还好我那时整天埋头苦读，没功夫和别人争奇斗艳，否则会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