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超过了一场血战的伤亡代价。

    面对这个意料不到的“对手”，冈村终于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他现在必须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并不熟悉的对手。

    “向畑俊六大将发报，火速调集药品，凡能治疗疟疾、痢疾的药，我都要。运输方面，其它物资可先停下来，必须首先保证药品。”

    冈村放下捻动着胡髯的大手，向参谋长指示道。这时在他眼里，药品的价值远高于吃的、用的，甚至远高于枪炮弹药。战胜瘟疫，他可没有与中国军作战的那份自信。

    日军在与瘟疫、酷暑、江河道路苦斗，在与大自然相争。但战场的另一边，中国军的日子也不好过。四处出没无孔不人的疟蚊见人就咬，它可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多雨潮湿的长江的流域，守军呆在阵地上同样不能逃过这黑色幽灵的垂顾。大规模的疟疾、痢疾也在中国军队中爆发了。

    9月15日清晨，浠水第五战区长官部里。代司令长官“小诸葛”一觉醒来。觉得不舒服。此前由于宋希濂和张自忠在富金山、潢川一线与日军昏天黑地，所以“小诸葛”并未在意身体的不适，可到了晚上，他感到麻烦了。

    一下子，“小诸葛”觉得自己象是掉到了冰窖里，冷得直打颤，棉被上面再盖上毛毯也不管用。可一下子儿，“小诸葛”又象是置身于炎热的沙漠里。军医一量体温，40度还没止住。很快小便也发红，“小诸葛”开始尿血了。

    战区长官部众人见司令官已近昏迷，有些慌神。军医当即叫人帮他服下了奎宁丸，但救治工作毫无进展。

    武汉，最高当局闻讯也是一惊。激战正酣，不可一日无将。而且“小诸葛”显然是眼下急需的良将。除了“小诸葛”实在再难找出合适人选。于是最高当局赶紧找来了参谋次长熊哲民。

    “你到浠水走一趟。健生染疟疾甚重。高烧昏迷，你要代我和夫人问候他。”

    最高当局说着走近两步，补充道：“另外，健生病重这几日，你关照一下前线战事。多向我汇报战况和健生的身体情况。如一周内他身体仍未好转迹象。你速电告军委会，我把我的医生交给你带去，马上就走。”

    熊哲民辞出，带着最高当局的私人医生火速赶往浠水前线。

    武汉，最高当局焦灼不安。李长官手术后还在休息，无法亲临前线。江北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扒拉来扒拉去，还真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几天后，浠水转来的消息宽了他的心。“小诸葛”在服用了蒋介石私人医生带去的特效药阿斯匹林后，眼见一天天好转起来。没多久，就又开始指挥前线的战事了。

    “小诸葛”大难不死，转危为安。但中国军队的普通官兵却远没有他那么幸运。他的病能惊动武汉的委员长，但一般兵士的苦又有多少人能知晓呢？

    当时江南、江北中国守军，大都在阵地上与日军应战。长江流域一会儿酷暑难耐，一会儿又阴雨连绵。不少工事或修建仓促，或当官的贪财，偷工减料，致使士兵站在水壕里作战，衣服很少有干的时候。山坡、沟坎、草丛中的疟蚊自然发现了这最好的目标。前线官兵不但承受着枪林弹雨，还要与这股黑色的幽灵抗争。成连、成排的士兵染上了疟疾，但他们没法躺下。只要神智还清醒，他们就还得在阵地上战斗。部队大量减员，有的部队因病减员竟达一半。这是比一场大血战伤亡还令人震惊的数字。

    前线大规模的症病减员，最后还是惊动武汉军委会。实际上，入夏以来，部队就一直被疟疾、痢疾所困扰。只是当时并未引起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如今不得不采取救护措施时，统帅部才发现库存的药品少得可怜。别说阿斯匹林，就是奎宁也没有多少。在药品上，日本人至少占了便宜。

    最高当局不能眼看着部队就这么垮掉。他一面向民间征购，一面急电西方国家和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支援。当时武汉城中，被中国官兵的英勇而感动的西方记者，也发起了一场呼吁药品的运动。很快，英国提供了一万英磅的疟疾药，法国领事代表法国红十字会也提供了一批奎宁。美国也加入了这场援救活动。成车的药品运到了武汉，运上了前线。危急一时多少有些缓解。

    但前线并未完成摆脱缺救护、缺药品的状况。对医药一无所知又不乏独断的军官有时使情况更糟。当几车奎宁九运到第30集团军时，川军将领王陵基却犯了难。前线毕竟缺药，这几车奎宁虽如雪中送炭，可怎么分好呢？当有人建议分给已患病的官兵时，王陵基却讲起了公道：“这怎么行。你有他没有，下面还不打起来。现在弟兄们情绪很重要，决不能有什么不公平。我看，一人一丸，人人有份。”

    前线各部队，军医们拿着药，看着身边监督分发的宪兵哭笑不得。奎宁丸的服用，必须两粒以上方才够药力。一人一丸，又不是分什么好吃的。可无权无职的军医改变不了军令。几车药就这么糟塌了。

    天灾人祸，使中国大军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所受损失的各部队中，情况轻、重又各有不同。

    第25集团军凭借着黄浩然这位拥有这超前眼光的指挥官，再次成为了中国军队中的另类！从淞沪抗战开始，黄河浩然就非常重视自己部队内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在整个武汉战场上的所有参战部队之中，黄浩然的部队拥有的医务人员是最多的，医药储备也最为雄厚！

    在瘟疫和疟疾大规模地爆发之后，黄浩然给第25集团军的官兵发放了大量的药品，并且立即命令部队填埋战场上的尸体和用石灰水清洗战壕！因此第25集团军官兵的患病率得到了大大的降低，尚不及友军部队的一成！

    而被中国军队团团围困的第6师团则成为了这场灾难中最悲剧的部队！由于得不到药品的支援，再加上被黄浩然的部队压缩在有限的区域之内，第6师团的日军官兵患病率极高，几乎有半数的官兵很快便失去了战斗力，黄浩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让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因为他知道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第6师团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糕！

    在南京城内像恶魔一样的第6师团终于遇到了真正的恶魔！这也算是一种报应！

 第147章：倔强

    9.147 倔强

    9月25日，101师团的又一场悲剧终于降临了！他们的师团长伊东政喜不幸被中国军队射出的一发炮弹击中，挂了彩！

    伊东政喜，日本大分县大分郡竹中村人，时年58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4期毕业，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中的旅顺攻城战并获得战功。此后他进入日本陆大学习，并先后担任近卫炮兵联队联队长、三岛旅团旅团长等职务，1934年晋升中将军衔。七七事变以后，在侵华日军中指挥第101师团，参加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 1938年，101师团奉命投入武汉战役，沿庐山山麓西向攻击，意图从星子方向进逼德安，企图包围中国军队第九战区薛岳所部的侧后，切断南浔线。“老虎仔”薛岳敏锐地注意到了日军动向，立即挥军阻击，双方连续展开激战。

    南浔线战场的中日双方军队虽然也遭到了瘟疫的袭击，但却都最先恢复了过来！刚刚逃离死神怀抱的中日两国大军立刻在隘口展开了新的一轮厮杀！

    在隘口和伊东师团对战的，是中国军队第25军的两个师，论装备和训练本来不是101师团的对手，但中国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当地庐山山地的险峻地形，以逸待劳，将日军死死挡在德安外围，使它苦战十几天无法取得进展。双方堪称棋逢对手。

    以儒将著称的伊东政喜，和中国陆军第25军军长王敬久斗了个旗鼓相当！

    从履历看，王敬久是江苏人，学生出身，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毕业生，指挥德械师，深受最高当局的信任，是早早封侯拜相的年轻将领。这个履历很容易让人产生“公瑾当年”的感慨，当时也真有多位小姐对其憧憬万分，专门赶去要嫁的事情。而不幸这位王将军实际是个地地道道的“粗胚”，生得五孔朝天、其貌不扬不说，还举止粗俗、满口脏话、毫无礼貌，吃饭喜欢蹲在地上吃，开会喜欢蹲在椅子上开。几位要嫁的小姐看到这位将军要么一见面就花容失色，宁可进戴笠的集中营也不嫁，要么嫁了以后大喊退票，落荒而逃。连他的部下也以军容不整著称。

    对上这样的对手，伊东政喜心里觉得很窝囊。

    然而，王敬久这个“粗胚”却偏偏很会打仗。“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率87师直捣日租界的，就是王敬久。此次在隘口，王敬久硬是用一个师将伊东政喜的101师团挡了七天七夜，直到工事全毁才撤退到二线阵地。

    此后第101师团虽然伤亡惨重，但却再也没能突破王敬久的防线！

    于是焦急的伊东政喜决定青紫上前线去观察中国军队的布防，试图从中找出破绽来。

    由于伊东政喜是个很谨慎的将领，所以，他并没有直奔一线阵地，而是选择了阵地侧方的一个高地，来观察双方的战斗情况。此时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炮战，伊东政喜觉得他选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安全的所在。

    然而，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伊东政喜才刚开始观察没多久，就飞过来了一颗炮弹。然后伊东政喜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没有人知道中国炮兵的这一炮到底是怎么打的！也可能是中国炮兵打得太准了，也可能中国炮兵是打得太差了，完全偏离了预定的目标，最后飞到了伊东政喜的身边！相比之下，应该是后者更有可能！因为如果中国炮兵是瞄准打的，他们不应该就开了这一炮！

    所以当炮弹炸响的那一刻，伊东政喜觉得他的运气实在是霉到家了！

    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则接到了冈村宁次的死命令，不顾一切的朝着黄梅猛扑而去！一副不救出第6师团就埋在黄梅的架势！

    随着这两个日军师团的沉寂，整个南浔线战场全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他的第1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最高当局。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给最高当局称：“部队调不下来。”

    可最高当局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最高当局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最高当局。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最高当局帮倒忙，最后桂永清的第27军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最高当局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最高当局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

    俞济时能够在最高当局面前得宠，主要是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俞济时是最高当局的浙江老乡，二来俞济时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最高当局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最高当局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正是这层特殊关系使俞济时可以紧随最高当局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俞济时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俞济时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

    1933年俞济时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座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委座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最高当局，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