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杰克在世时，孙杰克认为中国的劳动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社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劳动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社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社党内广泛流行，劳动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社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劳动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社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

    1926年国社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中正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劳动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社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劳动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劳动党人针对国社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大明劳动党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社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大明劳动党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社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大明劳动党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1926年蒋中正派劳动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劳动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社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

    孙杰克看不起劳动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看书,网原创与劳动党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劳动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社党；劳动党人也看不上国社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情况，在荷兰人马林来到中国后才稍微得以缓解。

    在马林来到大明后，大明劳动党人大批的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社党，并且很快的战据了国社党的高层机构。劳动党人国社党内的秘密活动，令国社党人非常不安。在国社党内大量存在劳动党人以后，两党就大明革命路线上有很大分歧。国社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劳动党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国社党不认为大明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而劳动党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劳动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劳动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

    1926年国社党二大上，蒋中正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国社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劳动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劳动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劳动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劳动党员在国社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劳动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社党最高干部”；四、“在国社党之劳动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社党最高干部”；五、“劳动党在国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社党与劳动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苏联顾问鲍罗廷不愿与蒋中正决裂，而蒋中正也深信劳动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劳动党的权

    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但蒋中正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劳动党员从国社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社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劳动党的控制之中，因为国社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劳动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中正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劳动党员：“如果我是一个劳动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劳动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社党里的劳动党同志，暂时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劳动党，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中正想出了一个国社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社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劳动党员彻底加入国社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社、劳动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中正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社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社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社党，不要通过中国劳动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大明劳动党的利益，他反驳道：“劳动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社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

    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中正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社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社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社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社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社党。

    与蒋中正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劳动党不同，陈独秀希望劳动党员全部退出国社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大明劳动党“五大”和国社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社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社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劳动党退出国社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社党分裂为两个国社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社党，而是指导整个国社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

    鉴于南方的乱向，世界各国将此时的大明政府称为“北明政府”和“南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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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这一章引用了大量的《国共分裂》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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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章 劳动党的抗争

    第51章劳动党的抗争

    1926年2月，劳动党提出北伐，以取代大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7月1日，广东国社党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社党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

    7月12日至18日，劳动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特别市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劳动党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东北军阀朱启睿、张作霖和孙传芳。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大明共和国在湖北的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中正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被朱启睿赶出北京，退到江西的原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

    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焕章领导的西北国防军突然背叛了朱启睿所领导的大明政府，在苏联顾问团和劳动党员刘伯坚、邓先圣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大明人民共和国刚刚收复地区统治。由中国劳动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由于朱启睿刚刚收复这些大明旧地，还没对各军阀系统进行整合。所以被这次北伐的攻击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一面命令各地军阀极积抵抗，一面紧急从东北调集武装警察部队南下支援。终于在江苏、安徽及湖北北部，顶住了革命军的进攻。

    此时，以蒋中正为首的国社党右派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在蒋介石叛变后，以汪兆铭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6月10日，汪兆铭和冯焕章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冯焕章又和蒋中正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这时，中国劳动党内以陈庆同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社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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