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地离开朝堂，子让他洗脸，赵普拒绝。第二天上朝，赵匡胤看到赵普脸上墨迹还在，询问，赵普说，臣犯下大错，无陛下口谕，不敢洗脸。赵匡胤哈哈一乐，此事就了结了。但从此以后，赵普与卢多逊就结下了仇恨。
  这个故事不可信，因为卢多逊那时还是一个地方官员呢，直到开宝时才担任翰林学士，进入到高层行例，如何在乾德年间就有资格参议年号？
  因此又有了另一个版本，赵匡胤用了乾德年号，大家一起未注意。直到灭蜀后，后蜀有宫女被送入后宫，一天赵匡胤观赏此宫女的镜匣，发现铜镜背面有乾德四年铸五个字样，大为吃惊。于是召重臣询问，赵普等宰相答不上来，赵匡胤又召集诸学士，学士陶谷、窦仪就说道，此镜一定乃是前蜀物事，前蜀王衍曾用过这个年号。赵匡胤听了才恍然大悟，说了一句，宰相必须用读书人。
  但这个传闻也不大可信，特别是后面的那句话，多半是后来士大夫弄出来的玩意，因为知道这件事后，赵匡胤也没有更改年号，乾德年号依然用了三年，直到乾德六年的第二年，才改了开宝这个年号。
  不过它确实是宋太祖君臣犯下的一个错误。
  为何？
  在古代记事时，不可能存在公元多少年，而是用年号缀多少年，比如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命李道宗护送李道宗的女儿文成公主入藏，其实就是公元641年发生的事。比如赵顼于史上元丰八年春天去世，其实就是公元1085年发生的事。
  这是大一统的，即便割据时代，年号也最好不能重叠，比如开宝之时，因为南唐与吴越向宋朝称臣，这两国用的年号就是开宝了，但其他割据国则用了其他年号，如北汉同时间是天会、广运，南汉是大宝，辽国是应历、保宁，大理是顺德、明政，于阗是天尊，西北生女真起义所建立的定安国则用了元兴这个年号。
  如果翻开此时南汉的书籍或者一些物事，上面有大宝十年的字样，则是公元968年了，也就是宋朝的开宝元年。
  但若是年号乱用，整个时间就乱了套，最少在整理史书时会产生许多混乱。
  其次年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就象熙宁，熙，兴盛、和乐与喧闹纷杂之义，宁是平安平静，两个字联在一起就明白赵顼的苦心，好了，现在是朕即位了，俺父亲也入土为安了，那么濮仪之争引起的种种争执也好平息吧。
  还有一个有名气的熙，康熙，安定争执，俺大清入土中原已成定局，你们这些汉人就不要再反抗吧！
  再如元丰，其实从这时候起宋朝的“经济危机”已经化解，至少积欠没有了，国库开始充盈，所以用了这个年号。
  于是又造成另一个问题，中国历朝历代不仅有诸多大一统王朝，还有许多小割据国，伪国，想要年号不重叠，又要有一定象征与吉祥的意义，那么越往后越难以取年号，故明清时诸君王无奈之下，多只用一个年号了。
  因此今年更改年号，不用多做其他解释，关健是这个朔正的象征意义。
  何谓朔正？那么得看另外一个词，正朔。
  大年初一叫正朔，还有帝王新颁的历法也叫正朔，因此在上古之时，从夏到商到周到秦到汉，帝王易姓受命必改历法，直到汉武帝时，才沿用了传说中的夏制历法，也就是最早的农历，一直沿传到后世，这个历法才稳定下来。
  不过正朔自此已经赋予了更多的意义，那就是天下最正统的王朝。
  所以三国时蜀国大臣雍闿为了美化蜀国的正统，说，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
  显然蜀国肯定不是三国时的正朔了。
  那么到了宋朝之时呢？宋朝似乎大一统了，但为何黑汗那边称辽国才是中国？
  因为宋朝做为大一统王朝，面积最小，实力也很弱，别问西晋，如果不是西晋内部闹了一个八王之乱，不要说余下的那点可怜的匈奴人了，就是鲜卑人也不可能入主中原！
  故做为一些有远大抱负的人，总觉得宋朝这个正朔王朝有点儿名不副实。
  那么什么样的王朝才能称为名实相符的正朔王朝？
  首先交趾得拿下的，因为自古以来，交趾就是中原王朝辖下的管区。
  大理不一定要真正治理，但最少得让它属于中原王朝的羁縻区。
  这两条目标已经提前实现。
  然而北方呢？
  西北不提西域吧，现在科技生产力与交通就是这样了，即便西域与青海高原上所有部族政权一起主动投靠宋朝，怎么治理啊？
  但最少河西走廊与灵原平原、南北河套得属统治或羁縻起来。
  可这一大片地区不但不能治理与羁縻，相反地成了宋朝的恶梦。
  再看东北，不提辽南、汉江以北的高丽地区吧，最少幽云十六州这个北方最最关健的门户，得属于中原王朝的吧。只有到了这一步，宋朝才能真正称为大宋，或者真正的正朔王朝。
  好了，明白了这个涵义，那么就知道何谓朔正了，也就是从今年起，宋朝开始向这个真正的正朔王朝大步的进军。
  但就在这个关健的时刻，朝廷议和了？朝廷议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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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4章 以一当五
“太保，不如意啊。”章楶说道。
  议和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王巨很早就离开京城，没有去陕西路，而是去了河东。
  在未来，河东乃是重中之重，不是伐夏，西夏经过多次王巨多次蚕食式的征伐，早不是李元昊那个顽强的西夏了。但北方还有一个强邻，辽国可以从府麟路南下围魏救赵，支持西夏，可以穿过大漠，直接增加西夏的厚度，可以从宋朝挪出来的那个代州缺口南下，无疑在未来一段时间，河东路可能会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并且在关健时刻，河东路还要支持伐夏，包括战士，民夫，物资，大量牲畜车辆，同时如何以最小代价最快速度拿下西夏，王巨也要与章楶协商。
  但两人说的是另一件事。
  远赴中亚，击败北匈奴郅支单于与罗马军队的大汉名将陈汤上书给汉元帝时曾说，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应当将砍下来的脑袋挂在蛮夷人居住的槁街上，让他们知道敢于侵犯大治的尊严，那怕居住在万里之外，也一定要杀掉他们。
  这个典故许多人都知道了。
  不过王巨翻看汉书时，还看到他的一段话：往者之世，五胡当汉兵一，无他，甲坚器利，今日月稍跎，胡人亦明中原之法，亦能一兵当三胡。
  以前，五个胡兵的战斗力才相当于一个汉兵，无他，器甲坚利，今天随着民族交流，敌人也知道了中原的一些方法，器甲跟了上来，但就是这样，一个汉兵仍相当于三个胡兵。
  王巨感到惘然。
  他还记得一段话，一个鞑靼的战士相当于五个明兵的战斗力，就记不得是明朝那个大臣说的了。
  当然，这两个评价不能完全相信的。就象宋朝士兵吧，公平地说，如果放在个体，一对一确实不如西夏士兵或辽国士兵，不过整合起来，就不好说了，因此比拼的往往是主将的指挥策划能力，后勤供给能力，与其他的一些因素。
  而且明朝士兵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弱，比如永乐大帝五次进入大漠扫荡，差一点将整个草原都扫空了，宋朝能否做到？
  不过汉朝士兵确实很凶悍。
  有人说司马迁与其他史学家夸大了汉军的战果，比如四十万匈奴大军于白登围困刘邦，匈奴那来的四十万军队。
  这肯定是错误的说法，就象石羊河的上游，以前有两个大湖，一个叫潴野泽，面积达到了一万六千平方公里，在它的西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湖泊，叫休屠泽，想一想后世鄱阳湖有多少面积吧，三四千平方公里！
  即便到了宋朝水土开始恶化，这两个湖泊面积仍然有数千平方公里。在弱水上游那两个湖泊号称西海，面积更是大得吓人。
  再比如巴丹吉林沙漠，到了后世沙漠里面几乎看不到人烟了，但现在仍有许多绿洲，因此西夏不得不置了三个军堡维持着秩序。
  还有日月岭以西，后世人口那么多，那边有几个人？但在唐朝吐谷浑则能轻易的抽出几十万兵力，想一想那时居住着多少人口。
  因此在汉朝时北方虽然苦寒，但远比后世的要强，匈奴抽出来几十万兵马并不奇怪，即便现在北阻卜如果一心开战，也能凑出来十万兵马，况且匈奴的疆域远大于现在北阻卜的疆域。
  所以史书记载汉匈战争的伤亡数量是可信的，况且以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仇恨，对战争的厌恶，对“黄老无为”的向往，也不可能去美化汉军的战果。
  有了这些前提，陈汤这段话确实可以做为参考了。
  难道一个汉兵真的相当于五个胡兵的战斗力？
  与马蹬无关，即便没有马蹬，终是清一色的骑兵，汉军虽也有骑兵，但与宋初的军队一个样，是以步兵为主杂以少量骑兵为辅的马步兵结合的军队。
  于是就着这个疑问，王巨写信给了章楶。
  两人讨论了许久，最终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汉朝没有对主将进行严重的掣肘，就象李广下场有点惨，但仔细地分析，也不能怪汉王朝，人家就是那个制度，战争到来时，给你自由发挥的空间，立功了，嘉奖升官，失败失误了，必须进行处罚。
  也不仅卫霍两个外戚名将，陈汤、赵充国、冯奉世、程不识这些人对外战争中表现同样也不弱。
  因此这个少掣肘十分地重要，就象潘美南下，如果赵匡胤派宦官或士大夫对潘美进行掣肘，恐怕潘美也未必会顺利平定南汉。还有王巨这次来西北，如果朝廷进行掣肘，甚至不用掣肘，只要不配合，后果就堪忧了。
  正是因为这条，才给了主将发挥才能的空间。
  其次则是这个器甲精良，到了宋朝时，因为交流发达，这个器甲精良更不明显了，就象西夏有夏国剑、冷锻铠、西夏弩，不过总体上技术要相对落后，又缺少资源，西夏相对要落后许多。
  不过坏就坏在两点，第一点宋朝官吏腐败，许多器甲质量严重不合格，即便王巨去了军器监后进行了一系统改革，朝廷也处理了许多贪污的官吏与匠头，但还不能杜绝。
  汉朝也有腐败，但问题是人家的制度是将兵一体制，器甲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在战场上胜利，自己能不能加官拜爵发大财，如果朝廷发放了大量不合格的器甲，各军主将会同意么？这便有效的杜绝了一些不合格器甲流通到军中。
  宋朝从“流将制”变成了将兵法，看似将兵一体制，然而事实依然受文臣节制，各个武将继续做着傀儡，所以两者性质不同，也注定了许多劣器的产生。
  为什么从这个以一当五的汉朝一直往宋朝身上引，其实就是借鉴了。
  这些讨论的结果，王巨后来还通报了赵顼与各个宰相，然后说了一个问题，全部搬抄汉制那是不可能的，汉制同样有着严重缺陷，但不妨搬抄一部分，比如这个将兵法，同样是将，但宋朝一将官员只有几营，顶多四千人就登天了，会产生什么危害，因此不妨进一步放开各将主将的权利。
  还有走私的问题，就象原来西北，西北商人购买西夏的青盐，向西夏出售生铁，前者舒缓了西夏经济压力，后者让西夏得以武装更多的器甲。
  宋辽边境那边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河北因为辽盐泛滥成灾，一直无法执行榷盐制度。
  依章楶的意思，只要查到相关的行为，无论是当事人，或者幕后人，都必须处决。
  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晋商，后金军队攻破明朝城镇，抢走了大量金银，但这些金银不能吃喝，相反引发了通货膨胀，于是以范永斗、王大宇、王登库、田生兰等八家为首的晋商违反朝廷禁令，向后金走私了八成的粮食、火药、六成的金属与盐等物资，甚至向后金提供相关技术，以至后金火药技术不亚于明朝了，还为后金提供明朝的情报，细致到了每个关口守将姓名、士兵数量与装备细条，都透露给了后金。
  ****也有。
  这极少数商人越有钱越贪婪，越贪婪越不爱国。
  问题是这些人背后的关系圈错综复杂，用极个别人杀鸡赅猴还可以，如果想杜绝必会掀起哗然大波，敢警告燕军旗，可敢警告乡村教师？即便国家有这个雄心去整理，依然杜绝不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两者皆可抛！
  不过在汉朝，因为匈奴野蛮，这种情况要好得多，所以造成了两者器甲悬差之大，大到足以忽视战马的作用。
  第三就是训练有素，道理与前面一个样，放在宋朝因为制度问题，不可能实现了，且看各营指使，吃空饷，克扣军饷后勤，用士兵做私活，于是文恬武嬉，战斗力低下。
  但就是这样，也比西夏那群散兵游勇军纪好得多。
  第四就是实战，屡战屡捷所带来的信心，以及朝廷与大后方的强力支持。
  至于最最关健的是，一个汉兵是否能抵五个胡兵，王巨与章楶都不相信的，因为汉朝将士同样是食素军队，以豆、粟为主。
  只是因为前面几个原因结合在一起，一个汉兵未必能抵一个胡兵，但一群汉兵就能抵五群胡兵了。
  也因为这个原因，即便三国那么一点人口，但就是这样，曹魏仍压着北方游牧民族打。
  然后到东晋，其实东晋对十六国战斗力并不弱，不说淝水之战，桓温与刘裕两次北征，差一点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