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了决断,与元文都一样的决断。关键时刻,跟着元文都走,跟着虏姓第一豪门走,跟着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贵族集团走,在大方向上肯定不会错,甚至还能从中牟利。至于元文都为何支持韦云起,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大佬”们无一例外地选择性忽略了,因为元文都是中枢实权大佬,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根本毋须探根寻底。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左监门郎将独孤盛也表态了。

    于是“同意”之声四起,裴弘策和杨汪的性命就这样被无情剥夺了。

    越王杨侗很害怕,很紧张,脸色苍白,目光不停地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脸上转来转去,期望有个答案。现在除了他们外,就剩下樊子盖和几个山东籍、江左籍的中央大员没有表态了,形势基本上一边倒。

    樊子盖独木难支,这个“坑”又是他自己挖出来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件事上他已失去话语权,其他江左人提出反对意见亦是自取其辱,倒不如不表态,保持中立。

    而越王杨侗的态度实际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宗室和山东豪门的态度,如果宗室和山东豪门联手反对,越王杨侗拒绝下令,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但关键是韦云起已经做出了威胁性的暗示,元文都、独孤盛等人又支持他,这种情况下东都如果失陷,越王杨侗和杨恭仁等人必将承担全部责任。

    杨恭仁保持沉默,杨浩紧随其后闭紧了嘴巴,但两人始终关注着崔赜,目光有意无意都落在崔赜的脸上。这件事宗室必须最后一个表态,而从目前局势来看,若想保住杨汪,就必须寄希望于崔赜,寄希望于山东人的坚决反对,唯有形成了“正反”两种意见,宗室才能掌握主动,才能从断头台上抢走杨汪。

    吏部侍郎高孝基沉默不语。宗正卿崔君绰一言不发。卫尉卿张权闭目假寐,仿若熟睡。很明显,三位山东籍的老臣在关键时刻都明确支持崔赜,只要崔赜是什么态度,他们就是什么态度,而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斗争中,这是一种宝贵的默契,不论对错,只论得失。

    “某反对,御史台的建议不但无助于坚守东都,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局势,陷东都于败亡之绝境。”果然,崔赜的态度旗帜鲜明。凡关陇人坚持的,都是山东人反对的,至于理由,只要不缺智慧,理由千千万万,信手拈来。

    崔赜坚决反对,从律法到人心,他都一一驳斥,拿出了与韦云起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甚至公开威胁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你们今天杀了裴弘策和杨汪,等于把所有的东都官员和卫戍将士都逼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当他们抵挡不了杨玄感的攻击,守护不了东都,却又无路可退的时候,除了战死就是投降,而他们大都会选择投降,于是一批批的官员和军队就被你们拱手送给了杨玄感,到那时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所以某在这里告诫你们,如果你们杀了裴弘策和杨汪,而东都大部分官员和军队就此开始纷纷投降,东都因此而失陷,责任就是你们的,你们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罪

    “一派胡言。”韦云起勃然大怒,当即反驳,而元文都等人也出言相助。

    高孝基、崔君绰、张权顿时来了精神,不要看这帮老家伙们平时老态龙钟、有气无力,一旦进入“状态”,马上就变了,一个个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士气如虹,大有挡者披靡、无坚不摧之势。

    这个东西争不出结果,实践出真知,只有实施了才知道对错,但问题是现在东都面临生死存亡,没有时间去验证对错,而一旦实施了错误的决策,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东都就完了,就再也没有改正纠错的机会了。

    杀,有道理,但结果可能是错的,而不杀,也有道理,但结果同样可能是错的,所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杨恭仁站出来了,充当和事佬,危机当前,时间宝贵,不能这样无意义的争吵,必须尽快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策。

    杨恭仁的建议是,严格依照律法来,可以宣判裴弘策和杨汪的死刑,并公之于众,以儆效尤,但不能执行,不能马上杀了他们,因为依照律法,还须经过中枢审核,还须圣主下达诏令,然后在规定执刑的日期里才能砍头。如果借口非常时期或军兴之法（战时制度）,就擅自把他们杀了,那置圣主和中枢的威权于何地？置礼法律法的权威和尊严于何地？

    韦云起的目标是河东裴氏,是裴弘策,而对于山东人和江左人来说,裴弘策是根正苗红的关陇人,不像裴世矩和裴蕴,他们一个原来是山东高齐的旧臣,一个原来是江左旧臣,这两人的政治势力与山东、江左有很多交错重叠的地方,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肯定要保护裴世矩和裴蕴,但可以舍弃裴弘策。裴弘策不在他们的保护范围内,相反,他们倒是乐于看到关陇人自相残杀,当然了,裴弘策死了对河东裴氏还是有一定的打击,但这个打击显然不在山东人和江左人的考虑范围内。

    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关陇人和山东人各让一步,开始围绕着杨恭仁的建议“讨价还价”。

    韦云起下定决心诛杀裴弘策,而崔赜有意力保杨汪,于是最后结果就是马上斩杀裴弘策,杨汪则侥幸“逃脱”,至于达奚善意最后连提都没提,直接被大佬们“无视”了。

    然而,最后时刻,越王杨侗在秦王杨浩的暗示下,突然“发飙”了,一改往日的儒雅懦弱,像个痴儿般连哭带喊,连骂带叫,胡搅蛮缠,拒绝下达诛杀令。

    樊子盖“大难临头”了。

    既然宗室和山东人要力保越王杨侗,那么他们当然要配合关陇人联手施压,逼迫樊子盖以东都留守的名义下令诛杀裴弘策。

    这完全不合法度,这根本就是践踏礼法律法,这严重损害了律法的权威和尊严,对圣主和中枢的威权更是个沉重打击,它带来的恶劣后果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今日的东都危机,亦会影响到未来的两京政局,然而,越王杨侗、杨恭仁和崔赜等人为形势所迫,即便知道韦云起用心险恶,即便知道以关中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保守势力为了摧毁东都而无所不用其极,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只能妥协妥协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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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七十八章 关中韦氏

    六月十三,西京。

    民部侍郎、武阳公韦津抵达西京,到灞上迎接他的是侄子河南公韦圆照,现为门下省的城门郎。

    叔侄见面稍微寒暄后,韦津便急切问道,“东都局势如何？”

    “最新消息,杨玄感已于初十日攻陷洛口和黑石。”韦圆照简明扼要,直奔关键。西京距离东都八百余里,中土发达的驿站系统可以确保两京消息在两天内送达对方。

    韦津略略皱眉,又问道,“东都是否请求西京出兵支援？”

    初六在东都说服越王杨侗以特使身份赶赴西京,目的是“求援”,而不是“出兵支援”。“求援”和“出兵支援”是两回事。“求援”是寻求政治上的支持,是两京各大政治集团之间利益上的妥协,是竭尽全力把风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出兵支援”则是政治上的终极手段,不但牵涉到了更大的和更核心的利益,还会导致风暴的失控,而这种失控所造成的后果难以预料,所以东都不到迫不得已,不到生死存亡之刻,绝无可能请求西京“出兵支援”。

    韦圆照摇头,“到目前为止,东都尚未提出这一请求。”

    韦津轻轻颔首,继续问道,“可有齐王的消息？”

    “彭城留守、左骁卫将军顺政董纯公已率军抵达通济渠,陈兵于济水北岸的封丘、济阳一线。”韦圆照抚须笑道,“既然顺政公已经到了,齐王还会远吗？”

    韦津若有所思,想了片刻又问道,“可有黎阳方面的消息？”

    “到今天为止尚未接到有卫府军攻打黎阳的消息,不过让我们关注的是,镇守黎阳的是李子雄,李子雄主动请缨留守黎阳。”韦圆照说到这里眼里掠过一丝担忧之色,“李子雄主动请缨留守黎阳清晰传递出两个讯息,其一必然与齐王有关,而齐王有了李子雄的影响,在进京一事上必然愈发谨慎;其二必然与白发贼有关,而据韦福嗣所言,白发贼、李子雄和齐王曾在齐郡达成了北上发展之约定,现在白发贼就在白马,李子雄则在一河之隔的黎阳,双方联手必然能进一步影响到齐王决策,这种情况下杨玄感若未能迅速攻陷东都逆转劣局,则齐王十有八九会停下进京脚步,放弃皇统争夺。”

    韦津惊讶了。他在离开东都之前就已经知道李子雄逃到了黎阳,但尚未有证据证明李子雄会留守黎阳,而李子雄一旦留守黎阳,独当一面,凭借其个人威望和出众谋略,必然会给这场风暴带来一系列变数。然而李子雄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白发贼,韦氏虽然自始至终就没有“忽视”过白发贼,但白发贼在这场风暴中可能起到的关键和重要作用,还是让韦氏十分惊讶。

    韦津稍加思索后说道,“以白发贼目前的实力,尚不至于不自量力到冲进这场风暴,陷自己于全军覆没之险境,所以白发贼的目标应该是黎阳仓,只要他劫掠了黎阳仓,接下来不论是李子雄还是齐王均无法阻止其北上转战之脚步

    韦圆照连连摇手,神色郑重地对韦津说道,“据韦福嗣的最新消息,安平公李百药接受了齐王的邀请,现已抵达齐王身边,为齐王出谋划策。”

    韦津吃惊了。李百药虽饱受遏制和打击,在仕途上黯淡无光,在儒林也是进取无望,看上去声名不显、实力不济,但以他父亲李德林为首的一大批山东高齐旧臣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实在是过于庞大,其威力太惊人,一旦爆发后果太严重。汉王杨谅的叛乱就是一个鲜明例子,它给中土造成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而李百药恰恰是能够有效使用这份政治遗产,并能在恰当时机将其巨大威力彻底引爆的寥寥数人中的一个,所以先帝和圣主两代皇帝、还有两京各大政治集团从来就没有轻视过李百药其人,关陇人更是群起而攻之,想方设法将其贬黜到遥远的南疆蛮荒,让其远离山东。但随着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改革派越来越需要山东贵族集团的支持,圣主迫于政治上的需要,下诏罢免了李百药的官职,让其终于脱离了“牢笼”,从南疆返回了山东。

    但关陇人对李百药这个潜在“心腹大患”始终抱有高度警惕,“长剑”就始终架悬在李百药的头顶上,迫使李百药不得不打足十二分精神小心应对,然而,今天李百药竟然冒着身死族灭的危险,到了齐王身边,辅佐齐王,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李百药为什么要展开凌厉的反击？李百药为什么选择了齐王？如果山东人倾力支持齐王,那么齐王极有可能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但今日齐王的实力,与十年前汉王杨谅的实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天差地别,所以李百药不会愚蠢到怂恿齐王去谋反,去父子相残,因此今日李百药辅佐齐王,只有一种可能,便是利用这场风暴给齐王牟取到足够利益,继而帮助齐王发展壮大,如此齐王才有可能在未来问鼎天下。

    如果李百药和山东人选择了齐王,并着眼于未来,那么齐王在这场风暴中的选择就完全不一样了,即便齐王贪婪于皇统,试图杀进东都,但李百药和山东人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如此一来关陇人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而关陇人若想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就必须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确保自己能从这场风暴中攫取到所需要的最大利益。

    “你们可有对策？”韦津问道。

    韦圆照眉头紧皱,沉吟稍许,缓缓说道,“在拿出对策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李百药为什么选择齐王？李百药的这一突然举措,到底是他个人的冲动？还是山东人的谋划？”

    “韦福嗣可有解析？”韦津追问道。

    “韦福嗣认为,关键是白发贼。白发贼的身份,可能比我们想像得更为复杂。”韦圆照说出了韦福嗣的推断。

    假设白发贼的背后有一股庞大势力,这股势力的长期目标是中土在大一统局面下的繁荣昌盛,短期目标是建立稳固的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那么他们需要改革,但不需要严重危及到统一大业和中土安全的激进式改革,于是白发贼出现了,而围绕着白发贼所发生的一切,不难发现从齐王“逃离”东都开始,种种迹象都能表明这是一个精心部署的“局”,这个“局”也有长短目标,其短期目标是竭尽全力把所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稳定的隐患统统暴露出来,并消除它们,这其中包括齐王,杨玄感,还有遍布大河南北的叛贼,而长期目标则是以南北大战来建立稳固的南北关系。

    当然,这个推断未免有些匪夷所思,过于牵强附会了,但其中的很多巧合的确拿不出合理解释,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