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感于黎阳发动兵变后南下攻打东都一事,然后直言不讳地表态自己要率军西进河南,一旦东都局势危急,他就要进京平叛。

    齐王匆忙离开齐鲁,齐鲁地区的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虽然白发贼败走蒙山,王薄等贼帅也跟着白发贼逃之夭夭,但齐鲁叛贼还是太多了,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屡剿不平,仅靠张须陀有些难以为继。不过东莱水师远征在即,正在全力以赴准备渡海,也顾不上这些事,最多给张须陀一些粮草武器上的援助。

    然而,齐王这封书信所要表达的意思,肯定不是关心齐鲁地区的未来局势,而是有意试探圣主在二次东征上的决心。圣主在发动二次东征之前,肯定拟制了国内局势一旦恶化,大运河中断粮草供给断绝后,如何紧急应对的方案,而来护儿和周法尚做为圣主的绝对亲信,肯定知道这些方案甚至参与拟制。如果水师决定放弃渡海远征,倾尽全力进京平叛,则证明圣主并没有把二次东征进行到底的决心,一旦国内局势恶化,就迅速放弃东征,回国处理危机,如此可推测出杨玄感的胜算太过渺茫,齐王就要考虑是否彻底断了进京的心思,反之,若水师对东都危机置之不顾,坚持渡海远征,那么足以证明圣主决心把二次东征进行到底,如此可推测出圣主至少要在冬天才返回东都,这就给了杨玄感充足的时间攻打东都,如此则一切皆有可能。

    初七日下午,齐王离开历城,沿着济水南岸,打马扬鞭,风驰电挚而去。

    初七日,河内郡,临清关。

    在杨玄挺的猛烈攻击下,唐炜难以支撑,临清关岌岌可危,而二十多里外的延津关已经失陷,津口被杨玄挺的军队所控制。

    危急时刻,武牙郎将高毗率军赶到,临清关战局顿时逆转。听说礼部尚书杨玄感和左御卫将军李子雄举兵谋反,高毗非常震惊,一边急报东都,一边急报李公挺,请求支援。

    同日,杨玄感所率的船队越过了延津津口,乘风破浪驶向东都。

    同日,崔弘升率军渡过漳水河,进入平原郡境内,抵达永济渠,沿着宽敞的渠堤大道急速行军。

    同日,左骁卫将军董纯抵达济阴郡首府济阴城,拜会了济阴太守韦保峦,以戡乱为名索取粮草,补充军需,然后他便获悉了有关东都的最新消息,其中观国公杨恭仁复出并掌控东都军权让他十分意外,还有白发贼在河南的最新动向,最近几天在通济渠上掳掠的叛军全部渡过济水北上了,这里面可供揣测的东西就多了,而尤其让董纯感兴趣的则是黎阳那边出事了,东郡太守独孤延寿已经向韦保峦报警了。

    韦保峦口风甚紧,泛泛而谈,不该说的绝对不说,而董纯却心知肚明,李风云预测对了,杨玄感果然提前发动了兵变,而自己说服齐王提前西进中原也是对的,这必将给东都以威慑,给齐王在未来乱局中攫利占据了先机。

    董纯下令,诸鹰扬沿济水北岸推进,于黄河故道一带转而北上进入东郡,陈兵于匡城和封丘一线,做出围剿白发贼之态势,不要急于北上解救白马之围。

    董纯又书告荥阳太守郇王杨庆和坐镇浚仪城的荥阳都尉崔宝德,告之自己率军西进追剿白发贼一事,恳请荥阳方面给予支持和配合。这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一个彭城留守“不务正业”,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把手伸到了河南,代河南人剿贼,这不仅仅是擅自离境违律违法了,而是有谋反之嫌,你到底想于什么？当然了,特殊时期行非常之事,白发贼劫掠通济渠,祸乱河南,做为与白发贼有血海深仇的徐州军队,也的确可以越境追剿报仇,只是,你董纯当真是为了剿贼雪耻吗？

    同日,京畿伊阙战场,武贲郎将费曜突然率军返回东都城内,河南令达奚善意也调转身形,率军飞奔京师东线,武贲郎将周仲也大踏步后撤至洛水,然后沿着洛水直奔偃师而去。

    李浑最后一个接到命令,当即破口大骂,虽然他知道东都突然变计的原因,但他是伊阙战场的前线指挥,东都蓄意瞒着他把其他各路友军先行撤离了,然后再告诉他计划已变,这就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浑命令,诸鹰扬向伊阙口发动攻击。双方激战。李风云获悉战场侧翼方向的其他官军都撤了,旋即命令吕明星、郭明,率军直杀洛水,再夺甘洛城,又命令甄宝车、夏侯哲,率军向显仁宫侧翼展开攻击,以迫使李浑后撤。

    下午,李浑撤回显仁宫。李密、李风云、韩相国率全部主力全线压上,猛攻显仁宫。

    李浑向东都求援,明确告诉越王杨侗,显仁宫守不住了,再守下去,无兵可守的洛水防线必定被叛军突破,到那时显仁宫就成了“瓮中之鳖”,而叛军也将杀到东都城下。

    子夜,越王杨侗命令李浑,放弃显仁宫,连夜渡过洛水,后撤到柏亭和蒯乡一线,死守洛水防线。

    六月初八日凌晨,李浑撤离显仁宫,渡过洛水。

    同日,东都再次接到荥阳郡府、河内郡府及临清关的报奏,已经有确切证据证明,攻打临清关的叛军主帅是杨玄挺,延津关和延津渡口均已被其攻陷,另外东都与黎阳的讯息已断绝多日,与汲郡郡府也中断了联系,永济渠也断绝多日,种种迹象都证明杨玄感确实是举兵谋反了。

    越王杨侗下令,拘捕杨玄感、李子雄等已知叛逆在东都的所有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宁可错抓一人、不可放过一个”,为了东都的安全,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

    又下令,十万火急奏报圣主,但考虑到目前杨玄感的军队被阻挡于临清关下,兵变范围仅局限在黎阳及其周边地区,尚未直接危及到东都安全,所以奏报的内容还是有所控制,对贼帅韩相国祸乱京畿一事也是轻描淡写。

    又下令,火速向西京报警,请代王杨侑马上拘捕已知叛逆在西京的亲朋故旧,确保西京之安全。

    六月初八,涿郡留守段达接到了崔弘升的报警。段达非常果断,当即命令自己的副手,左光禄大夫、武贲郎将陈棱连夜调集军队,火速救援东都。

    初九日清晨,陈棱率一万大军日夜兼程南下平叛。

    同日,东莱水师总管来护儿接到了齐王杨喃的书信,极度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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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五十三章 被关在牢笼里的杨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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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势复杂了,不论对圣主还是对来护儿本人来说,局势都太复杂了。

    强行发动二次东征的风险之大人所皆知,圣主和中枢对此也做了充分考虑并拟制了多套应急预案,其中最有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的危机有两个,一是叛乱军队断绝了南北大运河,一是激进保守势力乘机发动军事政变,圣主和中枢的对策是,把保护南北大运河的重任交给齐王杨喃和崔弘升,哪条运河断了就砍哪个的脑袋,而军事政变最终肯定会演变成皇统大战,单纯的军事政变掀不起风浪,所以圣主改变了皇统继承原则,亲自发动了新一轮皇统大战,试图以分裂保守势力来扼杀可能存在的军事政变,但事违人愿,越是担心害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军事政变还是爆发了,而且断绝了大运河,两个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失败的危机一起爆发了。

    来护儿在去年的东都风暴中不但安然无恙,还加官晋爵,以右翊卫大将军的身份代表军方参与了二次东征的决策和相关应急预案的拟制,所以他对最高层的权力博弈了解甚多,比如李子雄和董纯先后复出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把坐镇黎阳督办粮草的重任交给杨玄感。这三位军政大佬的使用很不妥当,隐患很大,而当下局势突变恰恰就和这三位军政大佬有直接关系。

    当时中枢决策层的争论非常激烈,但皇统之争始终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是中土政治的噩梦,让所有人都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畏惧,实际上自有记载以来历朝历代的皇统之争都直接影响到了国祚命运,而关陇在崛起的短短数十年里其国祚更迭和皇统之争尤为密切,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皇统大战史,而圣主和这一代的中枢大员们更是从残酷的皇统大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幸存者,所以“皇统”就是他们灵魂中的梦魇,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面对这个“梦魇”,还在这个恐怖的“梦魇”中颤栗和呻吟,如此心态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当他们迫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而不得不抛弃齐王杨喃之后,他们就难以选择了,一拖再拖,拖不下去了,就拿出了一个“群王争储”之策,试图以分裂朝堂上的保守力量来达到继续拖延皇统大战爆发之目的,于是在李子雄和董纯的使用上,最终还是满足了齐王的要求,先安抚齐王,稳住他,并对其他诸王及其背后势力形成有效钳制,等到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了,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基本实现了,中外局势进入一个相对长的平稳期,圣主和中枢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政务上,全力以赴解决皇统危机。

    在杨玄感的使用上则代表性地体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博弈。

    圣主对杨玄感还是信任的,与以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联盟还是牢固的。当初圣主之所以能够赢得皇统大战,与当时的老越国公杨素的鼎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如果老越国公杨素未能“击败”先帝的第一辅臣高颍,太子杨勇就不会在皇统大战中一败涂地。问题就出在这里,太子杨勇和第一权臣高颍的联盟太强大了,老越国公杨素哪来的动力、勇气和信心誓死一搏？圣主用什么条件打动了杨素,换来杨素的支持？

    迁都洛阳,圣主就是用迁都洛阳换来了老越国公杨素及以其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全力支持。

    中土统一了,要进行大一统改革,权利和财富要再分配,利益格局要重新划分,而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若想在中土统一的“大蛋糕”上拿到最大的一块,最好的最便捷的且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洛阳,如此就能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击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从而遏制和削弱这个自关陇崛起以来就始终最大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国祚命运的政治集团。

    京师所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就是权力和财富集中之地,这个所在地域的豪门世家理所当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三足鼎立时期,割据称霸,生存危机大,需要“齐心协力”,这个“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统一了,大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关陇贵族集团“胃口”大开,越吃越过瘾,越吃越多,但山东人、江左人不于了,这都统一了,大家都在一块田里耕作,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为何你吃两碗,我只能吃半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点,这样矛盾就小了。当时百废俱兴,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但很快,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蛋糕”再想做大就难了,这个办法就不行了,于是矛盾又激烈了。

    这时候圣主的激进改革理念出现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阔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迁都。

    迁都之议,在先帝时就有了,但当时迁都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国力大发展后,迁都洛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成熟,关键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既得利益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经不行了,所以圣主的这一政治理念不但赢得了先帝的支持,赢得了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力量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毕竟迁都洛阳受益最大的就是弘农杨氏和河洛贵族集团,另外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也非常支持,原因是自虏姓汉化以来,他们的根就在洛阳,而以军功崛起的以武川集团为代表的新兴虏姓贵族集团则发迹于关陇,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这严重限制了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的发展空间,而迁都洛阳,必然能让他们在“大蛋糕”上分配到更多利益,这给了他们支持迁都洛阳的动力。

    圣主主政后,迁都洛阳的决策很快制定,并迅速开始实施,但阻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而老越国公杨素理所当然成为冲锋陷阵的选锋将,为突破重重阻力,他必须赢得更多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他在政治上向山东人和江左人做出了更大的妥协,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关陇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快了关陇集团内部的分裂。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圣主和激进改革派马上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压制老越国公杨素和河洛贵族集团来赢得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然后又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来迫使河洛人妥协,如此一来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就步步退却,而改革派则大步推进,在短短时间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