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吐谷浑人必定会顺势夺取这两个郡,然后在西突厥人的暗中支持下,借着中土人东征高句丽无暇西顾之际,卷土重来,向西海发动反攻以图复国。

    所以,李风云对陇西局势的预测是可信的,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虽然东都至今还没有接到吐谷浑人反攻西海,陇西局势急骤恶化之消息,但从西海的气候规律,以及中土东征时间来推演,吐谷浑人若想复国,此刻应该已经展开了反攻。考虑到西海距离东都过于遥远,讯息传递十分不便,再加上西北军政官员为逃避罪责蓄意隐瞒等诸多因素,这个消息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东都,而且还未必会让东都立即察觉到西疆爆发了严重危机。

    不过,做为西北军统帅的元弘嗣,他对西疆危机肯定很清楚,他必须在抵御外寇维护西疆安全,和在发动兵变控制西京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会做出何等选择？若其选择抵御外寇,放弃发动兵变,杨玄感怎么办？是不是也放弃这次黎阳举兵的机会？然而,到了那一刻,就算杨玄感想放弃都不行了,因为西京要自保,西京绝不会让杨玄感抓住自己的把柄,把自己拉进九死一生的险境,再说这也是一个摧毁杨玄感及其以他为首的政治势力的最佳机会,西京不会放过,而西京只要与杨玄感浴血奋战,竭尽全力保护东都,那么将来即便圣主和改革派要在政治上进行清算,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向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出手。

    由此可见杨玄感的处境十分恶劣,危机四伏,必须做好提前兵变的准备,而若要提前兵变,攻击目标唯有东都,只有打东都一个措手不及,打西京一个措手不及,才能在绝境中赢得一线生机。但凡事有利有弊,把本来应该在两个月内完成的事,集中在一个月内完成,兵变暴露的风险就更大,暴露的时间就更早。

    好在整个黎阳都在杨玄感的控制之下,有严守秘密的条件,只是黎阳毕竟是河北人的地盘,河北人无孔不入,若想守住秘密还是有相当的难度。而在河北对杨玄感构成威胁的最重要人物就是崔弘升,所以当务之急是挑起河北贼劫掠永济渠,迫使崔弘升把全部精力放在剿贼上,最好是将其诱骗到河北北部的河间郡,让其远离黎阳,这样就算黎阳举兵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他也来不及阻止杨玄感攻打东都了。

    这件事理所当然由河北名士孔颖达去做。孔颖达当即离开黎阳,日夜兼程赶赴清河、渤海诸郡,向当地豪门世家秘密求助,而这些豪门世家则秘密“联系”永济渠两岸的各路义军豪帅。

    很快,高鸡泊的高士达、窦建德,渤海郡的格谦、高开道等义军豪帅,就向永济渠发动了攻击。正在清河、武阳境内一边剿贼一边卫戍大河防线的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马上下令麾下将士沿着永济渠两岸急速推进,风风火火北上而去。

    就在崔弘升竭尽全力护卫永济渠,河北气氛日益紧张之际,东都的气氛亦是紧张,甚至有些窒闷,原因便是近期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让东都留守权贵们应接不暇,焦头烂额。

    河南通济渠两岸的局势持续恶化,白发贼的叛乱队伍不但在梁郡境内为祸,还北渡济水进入东郡劫掠,混乱之势已渐渐蔓延到大河岸边,而梁郡贼帅韩相国乘机在通济渠畔聚众叛乱,并迅速进入豫州境内为祸,如今淮阳、颍川两郡已混乱不堪,并渐有威胁京畿安全之迹象。

    河北永济渠的局势也开始恶化,河北盗贼在大渠两岸烧杀掳掠,渠道已数次中断,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为此怒不可遏,已上奏弹劾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指责他养寇为重,戡乱不力。

    与此同时,边陲局势也突然恶化,数千里之外的陇西突然爆发了危机。吐谷浑人卷土重来,猛攻西海,西北告急,而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弘化留守元弘嗣却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西北军的一些将领尤其是镇戍陇西的将领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就连镇戍西域的河西军团都被卷了进去,由此导致整个西疆局势急转直下,陇西镇戍更是岌岌可危。

    陇西局势恶化,西域局势紧张,大漠上的突厥人也在贺兰山以北蠢蠢欲动,西北军三面受敌,西北军的河西、陇西和灵武三大军团的防御压力骤然增加,但自西征过后,东都倾尽全力东征,中土全部资源都向东北疆集中,导致西疆和西北军日渐困窘,而陇右十三郡的军政长官们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挤压下也是不堪重负,步履维艰,“里外不是人”,所以陇西局势的恶化就像在一道摇摇欲坠的大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土的权力中枢都随圣主去了东征战场,留给东都的权力十分有限,处置危机的手段也极度缺乏,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能做的事很少,除了十万火急奏报圣主外,只能敦促西京想方设法给陇西以钱粮支援,敦促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竭尽全力确保永济渠安全,敦促通济渠沿线军政官员不惜代价保障渠道的畅通,至于军事方面,无论是杨侗还是樊子盖,都不敢轻易于涉卫府决策,弘化留守元弘嗣以及留守东都的右候卫郑元寿和右骁卫将军李浑,都不是他们所能指挥和敦促的。

    此刻对于东都和西京来说,迅速处置西北危机,击败入侵外寇,要远远重要于国内的戡乱剿贼,因为在国力上,中土无法同时支持两场对外战争,而在军事上,卫府军亦无力同时在两条对外战线上作战。

    东都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陇西,而距离陇西更近的西京更是密切关注,如此一来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弘化留守元弘嗣就成了两京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到了西北安危,关系到了中土安全,于是元弘嗣自然而然就成了众多政治势力的“攻击目标”,就成了要为危机的出现而承担罪责的“替罪羊”,突然之间,元弘嗣就被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

    两京权贵“声讨”元弘嗣,要把元弘嗣赶出西北,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利益的博弈,实则是围绕着西北军的统兵权而展开的一场夺权大战。

    西北已经陷入危机了,两京权贵也“闹腾”起来了,但圣主和中枢远在辽东,讯息传递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两京权贵可以做许多事,比如在通济渠危机和永济渠危机的后面推波助澜,让渠道时断时畅,以此向圣主和中枢施压,迫使圣主妥协和让步,迫使圣主“拿掉”元弘嗣换上一个他们所满意的人。

    黎阳的杨玄感面对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两京政局,不禁心惊肉跳,更有眼花缭乱之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什么都算到了,西北局势日益紧张他也算到了,就是没算到元弘嗣面对危机处置失当,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现在可以肯定,元弘嗣已经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已经失去了发动兵变的条件,而失去了元弘嗣这一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和响应,失去了元弘嗣在关陇方向的倾力配合,由杨玄感为首的保守势力试图发动的这场旨在推翻圣主和改革的兵变还有成功的可能吗？还可以继续下去吗？

    ＝

 第三百九十章 这事有难度

    西北危机了,两京紧张了,大河南北贼势猖獗了,黎阳的杨玄感骑虎难下了,而此刻远在齐鲁东莱水师大营的左御卫将军、建昌公李子雄,这位享誉中土军政两界的大佬,也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即将被拘捕,而下旨拘捕他的正是远在辽东的圣主。

    水师四位统帅,来护儿、周法尚、李子雄和崔君肃,分属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政治集团,而同为江左人的来护儿和周法尚各有利益重心所在,也谈不上一条心,所以圣主在下达这道圣旨的时候,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担心出意外,担心李子雄垂死挣扎,如果李子雄因此唆使齐王叛乱或者引发了水师的内乱,就与圣主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圣主又特意写了一份密诏给来护儿,说明抓捕李子雄的原因。

    远征军渡过辽水已经一个多月了,正在猛攻辽东城,而且正是关键时刻,胜利在望,这时候突然抓捕李子雄,首要理由当然是确保水师内部的稳定,确保水师能在预定时间内渡海远征。但这个理由不够充分,来护儿难以说服水师其他统帅,而内部意见不一,便会埋下不可预测的隐患,所以圣主以隐晦之辞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图。他担心齐王和李子雄联手破坏第二次东征,而目前齐王已经击败了齐鲁反贼,控制了大半个齐鲁地区,现在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已经具备了与李子雄联手影响甚至控制水师的实力,这是可以预见的会直接破坏二次东征的巨大隐患,所以必须毫不留情的予以铲除。

    这显然是个“局”。去年底圣主迫于政治上的劣势,不得不向以齐王为首的政治势力做出妥协,让李子雄复出,并把李子雄父子一起安排在齐鲁地区,完全满足了齐王的要求。当时很多人没看懂,以为圣主向齐王“低头”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圣主不是“低头”了,而是存了杀人之心,设了一个一劳永逸杀死李子雄的“局”。李子雄在军政两界实力强大,门生弟子遍布朝野,在两京和地区关陇根基深厚,圣主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很难杀死他,而这次圣主就抓住了机会,将计就计,把李子雄安排在了水师,试图借助江左人和水师这股庞大力量,借刀杀人,一击致命。

    然而,李子雄终究不是一般权贵,他是中土军政两界的元老级人物,功勋赫赫,单以军界论,他的地位和威望就远远超过了来护儿和周法尚,至于崔君肃,除了门第高不可攀外,其他的都无法与李子雄相比,所以,李子雄若死在了他们三个人手上,问题就严重了。

    这不是李子雄一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了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贵族集团的核心利益问题。李子雄可以死在关陇人手上,但绝不能死在山东人和江左人手上,这是关陇人的政治底线,毕竟关陇人才是当今中土最为庞大的统治阶层,是掌握了中土最多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关陇人任由自己的政敌诛杀了像李子雄这等德高望重功勋彪炳的关陇元老而无动于衷,抛弃了自己的政治底线,那么接下来就会有第二个李子雄,第三个李子雄,乃至整个关陇贵族集团都有可能烟消云散,所以此头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此底线坚决不能破。

    也就是说,圣主的理由还是不够,仅凭猜测、怀疑、莫须有等罪名就逮捕李子雄,显然没有说服力,而将来如果圣主杀了李子雄,关陇人当然不能找圣主报复,只能把一腔怒火发泄在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身上,那么这三个人就太冤了。

    事实上不论是李子雄本人,还是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都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天,预测到了这张圣旨,预测到了双方都会因此陷入困境,都有生死族灭之忧,所以在三路反贼攻打齐郡期间,周法尚和崔君肃便想方设法“驱赶”李子雄,甚至不惜公然撕破脸“驱赶”李子雄,试图把未来的危机扼杀于萌芽之态,然而出乎周法尚和崔君肃的预料,李子雄竟然回来了,明知有性命之忧还舍身赴死,实在令人惊讶,更让人头痛。

    他们不能不遵从圣主的诏令,但遵从了诏令,逮捕了李子雄,将来关陇人就会把李子雄惨遭诛杀的罪责归咎于他们三人,他们三人必然就要承受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疯狂报复,但他们三人实力有限,如果没有圣主的鼎力支持,肯定承受不了狂风暴雨般的政治“攻击”。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到了那一刻,圣主是牺牲他们,还是力挺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之前,他们三人根本不敢拼死豪赌,毕竟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他们的生死存亡也牵扯到了许许多多人的切身利益。

    来护儿秘密召来周法尚和崔君肃,把圣主的圣旨和圣主的密诏都摆在了案几上,任由周法尚和崔君肃仔细研读。

    这事应该怎么办？诏令不能违背,人是肯定要抓的,只是抓完之后怎么办？李子雄就是个“烫手的山芋”,谁抓在手上都捞不到好,都必须考虑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圣主也是聪明人,也耍了心计,要借刀杀人,给他自己留一条退路,而给他自己留退路的原因很简单,关陇人的实力太强,正面对阵没必胜把握,于是就把他们三人推到了前面,说白了就是做牺牲品,至于是否当真牺牲他们,那要看局势的发展,要看运气好不好了。

    圣主赌运气,他们三人可不敢赌,所以来护儿也不避讳了,有话直说,“此事我们三人必须齐心协力,否则……”。这事太重大,他不敢也不能独自决策,事关三个人三股势力的利益,他也决策不了,若周法尚和崔君肃不支持他,甚至背后扯他的后腿,他就给“牺牲”了。

    周法尚神情严肃,一言不发。

    来护儿看了看周法尚,两人四目相顾,然后非常默契的同时望向了崔君肃。

    崔君肃紧张了,他不能不说话。周法尚不说话,可能代表他支持来护儿,毕竟他们都是江左人,彼此有共同利益,关键时刻当然共进退了。崔君肃不想抓捕李子雄,不想自寻麻烦,但这话他不能说,圣主下诏令了,如果公开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