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所在,他们不怕没有人支持。而世家豪门迫于现实,迫于整个寒门阶层对改革的迫切需求,也不得不进行妥协,不得不向寒门阶层让度一部分既得利益,不得不调整权利和财富的分配制度,以便最大程度地保全和维持门阀士族政治。
自先帝建国开始,崔弘度、崔弘升兄弟便为先帝所倚重,辅佐先帝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有助于中土统一和发展的国策。先帝是温和改革派,他若想实现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目标,首先就需要赢得豪门世家的支持,所以先帝同样需要崔氏兄弟在政治改革上为他冲锋陷阵,以便起到一个表率和带头的作用。
然而,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必须要豪门世家让度既得利益,承担改革成本的时候,矛盾就激烈了,冲突就爆发了。先帝和改革派们在不遗余力地打击以崔氏为首的豪门世家的同时,自身也遭到了重创,震惊中土的太子杨勇废黜一案便是双方激烈冲突的结果。
先帝惨胜,与他执政理念一致的今上最终赢得了皇统,先帝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改革大业也因此得以继续。只是,九泉之下的先帝大概没有想到,以今上为核心的新的改革派们加快了改革步伐,以“激进”代替了“温和”,而由此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远远超过了先帝执政后期,新生的庞大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皇帝实际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政治集团。豪门世家也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同样是政治集团。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延续国祚,长治久安,肯定要集权,唯有集权才有稳定。而豪门世家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肯定要分享皇帝的权柄。“王与马,共天下”,便是门阀士族政治的巅峰之态,但分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分裂和战乱的祸根。这有历史为证,无须赘述,皇帝也罢,豪门世家也罢,心知肚明,所以一个强烈要集权,另一个却坚决反对集权
对皇帝来说,你威胁到了我的生存,我当然要出手对付你,而对豪门世家来说,王朝更迭是常态,我既然能扶你上台,便能把你从台上轰下去。现在的状态是,皇帝以改革为武器,以战争为手段,以军队为后盾,向豪门世家发起了凌厉攻击,而豪门世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防守,但最好的防守便是进攻,面对皇帝和改革派的步步紧逼,豪门世家不得不反击了。
崔家的十二娘子在信中反复提到了白发异士,其言辞中更是做出了加大支持力度的暗示。
崔德本最早不相信白发异士的预测,纯粹就是胡扯八道嘛,中枢核心层一股脑儿死掉好几个,太荒诞了。如果当真发生了这样的事,皇帝岂不崩溃了?东征还能进行下去?
然而,这种历史罕见的空前奇事当真发生了。主掌尚书都省的司空,内史省长官内史令,门下省长官纳言,尚书省的八座之一兵部尚书,十二卫府大将军之一的左屯卫大将军,中土的最高军政首脑,竟然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一股脑儿死掉五个,匪夷所思,其造成的影响太大了。虽然现在还看不到后果,但之前对东征信心满满的崔德本,已不再乐观,甚至悲观地预测,东征十有**是虎头蛇尾,无功而返。
这仗肯定打不下去了,这些军政首脑的死去,表面上看是中枢受到影响,皇帝饱受打击,军心士气日益低落,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真正的大问题是,皇帝和改革派们这些年来殚精竭虑所构建的政治平衡打破了,而且还是不可挽救的打破了,连调整修补的可能都没有。
改革的前提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是各政治势力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机制,也就是彼此牵制,互为制约,而这种制约是建立在各政治势力的实力对等上。随着几位政治大佬的突然死去,尤其是杨雄杨达兄弟死去导致皇族政治力量的急转直下,现在这种对等实力已不复存在。对等实力不存在了,各政治势力之间也就难以互相牵制,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权力争斗,于是政治风暴不断,政局动荡不安,改革的步伐也就必然停下来。
改革的步伐一旦停下,改革派陷入困境,此消彼长,反对改革的力量必定乘势而起,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穷尽一切手段,向改革派发起反攻,以便摧毁改革成果,重新掌控中土前进的方向。
豪门世家是改革的对象,是改革的终极目标,豪门世家理所当然要发起反攻。
卫府军有十二个大将军,二十四个将军,总共三十六位高级统帅,其中一部分要留守两京,一部分要镇戍边陲,所以东征战场上将军以上级高级统帅不会超过半数。而在这些将军中,绝对忠诚于皇帝的将军又不会超过半数。现在远征军尚未越过鸭绿水进入高句丽腹地,便已经倒下了五位绝对忠诚于皇帝的将军,那么不难推算到,今日东征战场上,还有几位将军绝对忠诚于皇帝?绝对遵从皇帝的命令并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在军中,凡官至大将军、将军、武贲郎将、武牙郎将者,除了功勋卓著外,还要有相当等级的贵族身份。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几百年传承下来的贵族等级观念已与中土的文化思想融为一体,深入到每一个中土人的灵魂里,就如大河之砥柱,即便有惊天狂澜,亦休想动它分毫。
这些出身豪门世家的高级统帅,因为改革尤其是兵制改革,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早已对改革充满了怨恨,如今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反击机会,岂能错过?推翻改革所获得的利益,与东征胜利后从有限功勋中所获得的利益,根本没有可比性,由此不难推测到东征如果继续下去,任何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都有可能出现。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当初,那位白发异士说,东征不容乐观,有失败的可能,崔德本嗤之以鼻,现在,他开始相信白发异士的预测了。如果东征无功而返,中土局势将发生何种变化?如果东征当真出现了匪夷所思的结果,失败了,中土局势又将发生何种剧变?在这些可能存在的变化中,有一点非常肯定,豪门世家会向皇帝和改革派们发起疯狂反扑,那么,双方是打个旗鼓相当,两败俱伤,还是鱼死网破,玉石俱焚?中土会不会再一次走向分裂和战乱?
崔德本仿佛坠入了黑暗,灵魂在无边恐惧中颤栗。
第一百六十七章 艰难的改革
王薄、孟让在长白山举旗造反,口号是“反徭役,反东征。”
此次东征,倾尽国力,河南、河北和齐鲁距离东征战场最近,依照就近征发徭役以节约成本的原则,河南、河北和齐鲁的平民被大量征发。主要劳动力都去了战场,耕种便成了问题,留在家里的老弱妇孺也就勉强糊个嘴,无力上缴租赋。
东征需要粮草绢帛等各种战争物资,这些战争物资都要由地方官府承担,而地方官府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加大征缴力度,于是矛盾产生了。
天有不测风云,偏偏此刻大河下游发大水,田地淹没,颗粒无收。灾民等待官府的赈济,而官府陷入困境,不但征缴不到租赋,反而要开仓赈济,肯定完不成朝廷下派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硬性指标,谁完不成,谁的官帽子就没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官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灾民,把官仓、义仓里本来用来救灾的粮食等物资送往东征战场。
灾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王薄、孟让为了在大义上站住脚,赢得更多支持,提出了“反徭役、反东征”的口号。如果没有东征,官府就不会无节制地征发徭役,更不会把官仓、义仓里的救灾物资送往东征战场;如果劳动力都在家里,即便洪灾爆发,也还有救灾的能力,再加上官府开仓放粮,天灾也不会演变成**。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口号,不难发现,它正好与朝中保守派的立场相符合。朝廷中谁反对东征?当然是保守派。保守派看到灾民揭竿而起了,而且造反者提出了反东征的口号,遂顺势推波助澜,竭尽全力破坏东征。不论使用何种手段,只要东征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保守派便赢了,便给了他们反击改革派的“锋利武器”。
退一步说,即便东征打赢了,皇帝和改革派建下了赫赫武功,但国内局势却因东征而急剧恶化,推进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已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皇帝和改革派虽然在军事上赢得了胜利,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战前目标依旧未能实现,改革因此陷入停滞,保守派笑到了最后,在政治上给了皇帝和改革派沉重一击。
这就是自王薄、孟让长白山举旗以来,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大河南北的根本原因所在。不是官府不戡乱,也不是鹰扬府不剿贼,更不能把烽烟四起的责任推给东征,推给天灾,而是中土统治阶层内部的根本矛盾,在对内改革、对外战争的前后夹击下,终于爆发了。这是不可挽救、不可遏止的“**”,而这场“**”的爆发,必将导致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陷入失败的危局,而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一旦失败,压制“**”的力量轰然消散,“**”必将呈爆炸式发展,起义大潮必将掀起惊天波澜,席卷整个中土,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中土可能再一次走向分裂和战乱。
这是崔德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起义军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摧毁对手,也能伤害自己,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保守派即便因此实现了预期目标,摧毁了皇帝和改革派,终结了改革,但保守派中的核心力量豪门世家也休想独善其身,必定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甚至是玉石俱焚的战斗,而历史证明,无数埋葬于历史尘埃中的豪门世家,就是在这种血腥而残酷的战斗中烟消云散。
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而这个“度”太难把握了。义军领袖绝不甘于做个“棋子”,更不愿辛苦一场却为他人坐了嫁衣裳。义军领袖有自己的宏图志愿,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现阶段,他们需要豪门世家的支持,而豪门世家也正好需要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双方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但等到义军发展到一定规模,豪门世家逐渐失去对他们控制的时候,“度”也就难以把握了,一旦双方实力对比颠覆了,义军以独立自主的新兴政治势力与豪门世家分庭抗礼了,豪门世家的生存危机也就来临了。
不过这仅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最为恶劣的后果之一,依照历史经验,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豪门世家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上,但风险和机遇并存,只要策略得当,不但能顺利规避风险,还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机遇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有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传承的豪门世家,经验太丰富了,不足为虑。所以崔德本对中土的未来局势虽然忧心忡忡,但对崔氏这条大船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信心十足,他不担心崔氏的未来,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安全的利用白发异士和义军力量,在最短时间内掀起一场席卷中土的大风浪,继而彻底埋葬已经对豪门世家张开血盆大口的那个叫“改革”的洪荒猛兽。
在这一点上,段文操的想法与崔德本如出一辙。段文操在书信中向崔德本请求援助,而在求援的背后,清晰地表露出他对齐鲁义军的姑息态度,其迁就、纵容,甚至是毫无原则的宽容心理,让崔德本看到了北海段氏在“大旗”段文振倒掉之后,其对改革立场的悄然变化。
段文振出自世家,却是坚定的改革派,而中土一统后环绕在两代皇帝周围的改革派,毫无例外都来自豪门世家。
中土分裂时期,大大小小的王国不论实施何种政治制度,在其光鲜的表层里,包裹的核心都是门阀士族政治,掌握权柄的都是世代传承的大贵族,或者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低等贵族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权力高层。统一后,中土进入新时代,政治制度当然要适应统一后的新时代,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统一和走向繁荣,所以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阻挡。但统一后掌握权柄的依旧是那些大贵族,他们首先要维护自身利益,而要维护自身利益,首先就必须确保中土的和平统一,唯有和平统一的大环境,才能进一步推动豪门世家的发展壮大。这两者相辅相成,但在利益诉求上却存在着激烈冲突。
简单的道理是,你把大饼做大了,中土总的利益增加了,社会各阶层都能受益,但问题是,你若想把大饼做大,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出力的出力,偷懒的偷懒,导致分配不公,而分配上的不公平一旦严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而这将影响到中土的和平统一的大环境,影响到中土总利益的增加。
所以,在大贵族掌控权柄的前提下,改革的总体思路便是,在做大大饼增加中土总利益和维护增加自身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就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所以纟统一后的中土政治虽然披上了中央集权的华丽外袍,但本质上还是门阀士族政治,换汤不换药。
中土和平安定的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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