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同时拍摄，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成为上海的热门话题。这是一场明星和华影的较量。林子轩作为上海电影协会的会长，很容易打听到张时川背后是日本人。这让他想起以后日本人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成立的满洲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宣传军国主义思想，鼓吹日满亲善之类的政治宣传电影。想不到日本人这么早就插手中国的电影行业了。在上海，日本人控制的报纸都在为张时川说好话，称赞张时川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导演。他们还把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美国公司的消息散播出去，宣称中华电影股份公司才是真正的中国电影公司。这个消息给明星电影公司招来不少批评的声音。认为林子轩的电影公司既然是美国公司就没有资格成立电影协会，更没有资格做会长。连一些小电影公司也聒噪起来，以为这是对付明星电影公司的大好时机。林子轩毫不手软，直接把这些电影公司赶出了电影协会。他手里掌握着上海八成的戏院，戏院放映什么电影他说了算，他一点都不担心那些电影公司造反，霸主的地位可不是那么好动摇的。既然张时川投靠了日本人，那就只有赶尽杀绝了。/31/31263/index.html

 第三百四十一章 两个凡是

    在此之前，林子轩虽然针对张时川等人，却没有下死手，而是留有余地。

    他的主要目的是规范中国的电影市场，促进中国电影的正规化。

    只要张时川等人加入电影协会，按照规矩办事，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必要闹得你死我活。

    但张时川投靠日本人就触及到了林子轩的底线。

    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商人都和日本有贸易往来，这种事不是喊两句“抵制日货”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其中牵涉到庞大的利益关系。

    就拿林家从事的纺织行业来说。

    日本纺织厂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出产的布匹不仅质量好，品种繁多，更关键的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布匹的价格。

    质量好，价格低，各家店铺愿意进货，中国百姓也愿意购买。

    这是中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巨大困境。

    以往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将会被淘汰，只有升级转型才能抵御日本纺织行业的冲击。

    林家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在积极应对，在提高技术的同时降低成本，和日本纺织厂打价格战。

    林子轩对此有切身体会。

    国产的布匹质量不好，成本高，就难怪老百姓要购买进口的洋布了。

    所以，对于那些购买日本货的百姓他无法指责什么。

    和后世类似，不少人嘴上喊着“抵制日货”，其实家里用的都是日本产品。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向日本开放多处通商口岸，日本商人大肆的进入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链条。

    这种事情林子轩想管也管不了，他只能保证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尽量削弱日本人的影响。

    电影就是他的领域。

    中国的电影圈子并不大，他对张时川的华影公司下了封杀令。

    林子轩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华影的电影都不能在他的影院放映。凡是华影的演员和员工电影协会旗下的电影公司都不会接收。

    这就是要逼着上海电影圈子里的人站队了。

    这一次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的。

    他在电影协会的会议上非常认真的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还没有脱离华影的人，以后一旦华影倒台。这些人就不要想在上海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了。

    有人私下里认为林子轩太霸道，已经超出正常商业竞争的范畴。

    商场上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如果彼此不是真的有深仇大恨，很少有这么死磕的。

    但林子轩坚持己见，他要让张时川就算是有钱也找不到工作人员拍摄电影。

    想想就知道。日本愿意出资金支持张时川拍摄电影，肯定是用来宣传和美化日本。

    在这个年代，一旦牵涉到日本，就不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了，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在封杀令的威胁下，有些人退出了华影，对这些人林子轩不会让他们失业，明星电影公司全部接收，安排工作。

    张时川只能以高薪利诱，才留住一部分贪婪的人员。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不甘示弱，从国内调集了一批日本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来到上海。

    他们对张时川并不放心，只有他们自己人才能放心，张时川只是一个幌子，日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迷惑中国观众。

    这是日本进军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步。

    林子轩知道以后和这家中华电影公司有得斗争了，下一阶段恐怕就是争抢影院了。

    这时候，赛珍珠从美国归来。

    她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一年过去，她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的毕业论文是《论西方对中国生活和文明的影响》。

    在美国期间，她还写了一篇小说叫做《一位中国女子说》。讲述了一对不同种族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短篇小说发表在《亚洲》杂志上。

    赛珍珠拿过来给林子轩看，期待得到点评。

    她以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随笔，记录对于中国的看法，或者是自传式的文字。讲述她的生活，这还是她第一次认真的创作小说。

    按照她的说法，她的写作理念就是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生活。

    “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离奇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

    林子轩看了这篇小说后发现了中西方作家写作上的区别。

    无论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多少年，她受到的教育还是西方式的教育。基督教深入她的内心深处，所以她的文章中带着基督教说教的意味。

    而且，在中国她只是一个旁观者，有限度的参与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她看到的真实并不一定就是中国农民的实际想法，而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中西方文化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抹平的。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讲述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什么赛珍珠的小说美国人能够接受，而鲁讯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没有销量呢？

    除了两位作家的国籍不同外，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人的写作方式不同。

    赛珍珠的写法更适合西方人阅读，中国读者读起来就像是翻译体小说一样。

    在中国，面对中国读者，同样写的是中国农民，她的小说在深刻性上和鲁讯没法相比。

    但在美国，面对美国读者，她的小说要比鲁讯的小说更容易被接受，更受到欢迎。

    弄清楚这个问题，林子轩认为赛珍珠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而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写法创作长篇小说。

    你没办法要求一位西方人用东方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和看待事物。

    同时，他不打算把《1984》这本小说交给赛珍珠翻译，因为这本小说太危险了，还是交给万象书局旗下的编译所完成吧。

    送走了赛珍珠，林子轩接到了一个警告，近期不要离开租界，上海华界不安全。

    原因是为了配合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人正在秘密策划在上海华界组织一场武装暴动来推翻军阀孙传方在上海的统治，成立上海特别市，实现上海的地方自治。

    林子轩曾经参与过上海地方自治的会议，上海的士绅们一向讲究和平的争取。

    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要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m.piaotian.net

 第三百四十二章 文坛新势力

    在上海进行武装暴动是极为机密的事情，林子轩能提前得到提醒和他的关系网有关。

    他本身做出版行业，旗下有报纸和杂志，招聘了不少记者，构成了自己的消息渠道。

    他还和上海各大报纸的关系不错，只要有危险或者不利于他的消息，都会有人通知他。

    这是正常的消息来源。

    冯敬尧掌握着上海法租界的地下势力，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消息灵通。

    就算是外国人有什么异常举动，也瞒不过他的耳目。

    有了这样的关系网，在上海，林子轩想知道什么消息，一般都能打听得到。

    他能在得罪苏联和日本后仍然安然无恙，除了他的名气大到让对手顾忌外，他的人脉关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至少冯敬尧不会看着自己的女婿死掉。

    一旦林子轩有危险，这位帮派大佬肯定会告诉他，甚至会安排林子轩跑路。

    可以说，只要林子轩在上海，只要不是派军队来围剿他，他就是安全的。

    这一次提醒他的是另外一股势力，是广州国民政府中不支持和苏联联合的那个派系。

    由于林子轩反对苏联，得到广州国民政府中不少元老 级人物的欣赏，他们提醒林子轩是一种示好的表现。

    其实，这个消息林子轩从宋家那里也能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容易出现意外的原因，因为他们掌握着消息渠道，哪里有危险会有人提前告诉他们。

    这一天。他到上海震旦大学做演讲。

    这是震旦大学，不是复旦大学。前者是法国天主教学校，后者是民间集资办学。

    这两所学校颇有渊源。

    震旦大学创办于1903年。受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的资助，属于私立大学。

    到了1905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试图控制震旦大学，将其变为教会学校，这种做法引起学生的不满，全体退学。

    这些退学的学生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筹集资金创办了复旦大学。

    震旦大学从此成为了法国天主教的教会学校，位于法租界卢湾区，开设医学、法学、理工三所学院。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补助。

    学校授课均用法语，学生来源多为徐汇公学以及各地天主教会所办学校的毕业生。

    在这个时代，上海极少有公立大学，大多是民办学校。

    作为社会名流和文坛领袖，林子轩经常被各所大学邀请演讲，只要有时间他都不会拒绝，有时候他会讲讲新诗，有时候他会说说在西方国家的见闻。

    这是为了让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们开阔视野，认识世界。

    这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中西方文学的异同》，这是他和赛珍珠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

    赛珍珠在康奈尔大学的毕业论文讲的就是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互相影响，她对此有发言权。

    演讲结束，有三名学生来找林子轩。神情颇为局促，手中拿着一本小册子。

    林子轩接过来一看，是一本类似校园文学杂志的刊物。叫做《璎珞》，不是正规出版社印刷。而是手工印刷。

    在各所大学里，文学青年们办文学杂志是很正常的现象。

    有些较为出名。比如北大的《新潮》杂志，不过大多数都是籍籍无名，纯属个人爱好。

    林子轩原本并不在意，礼貌的翻开扉页，却看到了创办者的名字。

    戴望术、杜恒、施蛰寸、刘呐欧……

    这些名字在1926年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到了三十年代，他们会成为上海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林子轩有点尴尬，他记得曾抄过一首叫做《雨巷》的诗歌，正是戴望术日后的成名作。

    他找了地方和三人攀谈，发现人生真是奇妙。

    1923年，林子轩曾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他离开之后，戴望术和施蛰寸在秋季进入上海大学求学，彼此就这样错过。

    到了1925年，因为五卅惨案，上海大学被租界当局查封，两人便转入震旦大学学习。

    他们在震旦大学碰到了杭州同乡杜恒和台湾人刘呐欧，因为大家的文学观点和兴趣相投，便组成了璎珞社，创办了《璎珞》旬刊，发表一些诗歌和小说。

    当然，杂志的反响并不大，属于自娱自乐的性质。

    他们的文学观点偏向于自由。

    在上海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位教师对戴望术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人都应该投身战场，拿起枪去战斗。诗歌是什么？诗歌是炸弹，是号角，是旗帜。”

    这点他们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