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溺者罚钱十文钱”等大字，很是醒目。

    不过，刘士端的眼睛忍不住向十几丈外一处尘土飞扬的工地看去，脸色很不好，忍不住对朱红灯抱怨道：“好端端的，还要咱们城管拿钱修公用茅房，哎，在街头修这么多公用茅房，人有三急，就都去茅房里了，咱们到哪儿罚钱去，巡抚大人也……”

    朱红灯见刘士端不满，立即呵斥他道：“巡抚大人那可不是凡人，他法外开恩，我们才能吃上官粮，他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休要牢骚。”

    朱红灯等人任劳任怨，不到三个月，整个济南城悄然发生变化，街旁的臭水沟有城管开始疏通，道路上也刷了一层白漆，将整条道路一分为二，马车和行人各走一边。街头也无人随地便溺，沿途又修了公用茅房，街道上有城管清扫，一下子，街道干净了许多。

    看到济南城面貌焕然一新，李经述心里大为高兴，这城管看起来倒不是百无一用，关键是用对地方，于是下令嘉奖朱红灯等人。

    因为各方面都如鱼得水，李经述主政的山东面貌大变。他甚至跟盛宣怀兴办的中国铁路公司合作，修筑了济南到天津的铁路，仅用七十多天就完成铺轨工程，并颁布了《民法条例》和《商法条例》。山东一时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之一。加上《申报》、《华报》等报纸的鼓吹，李经述一时成为了大清国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名气甚至超过了主办洋务多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就在李经述在山东的改革稳步推进时，李鸿章发来加急电报，让李经述马上赶回天津。李经述意识到可能朝中局势又有大变，便连夜赶回天津。

    这一次在书房，李鸿章告诉李经述两个极坏的消息。李鸿章先说了第一个坏消息：“三天前的早朝，翁同龢上奏皇上，黄河在郑州决口，户部奉旨先行垫拨银四百万两，后又续拨四百万两，若加上其他费用，共耗银九百余万两，查各省购买西洋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岁需经费以百万计，故奏请停购外洋军火两年，皇上准奏了。”

    “什么？停购外洋军火两年？”虽然这消息在李经述的预料之中，但没想到坏消息来得这么快，当时军舰和火枪洋炮的技术更新很快，一旦两年不买军舰和枪炮，后果很严重，李经述问李鸿章：“这事西太后可知？”

    李鸿章道：“太后如今关心的是万寿庆典，关心的是扩建颐和园的工程，颐和园里要新建佛堂和人工湖，她还放出话来，谁让她不高兴一阵子，她就要让谁不高兴一辈子，所以翁同龢百方撙节开支，这两项工程不敢停，太后也就自然批准了此议。”

    李经述说：“看来翁同龢不除，中国永无宁日呀。还有一个坏消息呢？”

    李鸿章道：“最近你在山东主持新政，备受朝野瞩目和太后赏识，翁同龢眼红了，他怂恿皇上加快变法维新步伐，推出全国性改革措施。据说，有一位广东举人叫康有为，通过珍妃的表兄介绍，入了翁同龢的幕僚，正在积极筹划此事！翁同龢在朝堂中说，只要按照他的改革方案，中国三年即可富强，而我们跟皇上说要三十年，所以皇上对他的维新变法方案颇为心动！”

    “康有为？”李经述大吃一惊，道：“此人以前曾来找过学生，历陈变法之道，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他是半桶水，食洋不化，那一套托古改制荒谬之极，皇上怎么轻信他们画饼充饥？”

    李鸿章说：“皇上现在年轻气盛，处处受制于太后，当然急于求成。”

    李经述“哦”一声，心想历史上该来的血雨腥风还是要来呀，便对李鸿章道：“康有为和翁同龢联起手来搞维新变法，对我们倒未必是坏消息，翁同龢这老贼马上就会再次告老还乡，北洋水师无忧矣。”

    李鸿章问道：“此话怎讲？”

    李经述低声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自作孽，不可活’，他们急于求成，肯定会触怒太后，他们这是在找死！！”

    ...

 第112章 杀一品大员？

    李经述听李鸿章说康有为入了翁同龢的幕僚，协助光绪皇帝变法，便建议李鸿章静观其变，与康有为所谓的“变法维新”划清界限，李经述说：“康有为这人不懂政治和人心，变法必定失败，搞不好不只翁同龢，连光绪皇帝也可能被搭进去”。% し

    李鸿章也深以为“然”，叹了一口气道：“张南皮(张之洞)也有来电，说康有为多次找过他，张南皮也认为康有为居心叵测、欺世盗名，不懂政事为何物，是以粤人经商的投机心态来蛊惑人心，不值得支持。”

    原来，张之洞也是务实之人，身为举人的康有为，在拜访张之洞和李经述后，没有受到赏识，便又南下去拜访了帝师翁同龢，亦不受待见，吃了一个闭门羹，便愤而回家乡南海的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兜售他托古改制的大同理想。

    在讲学之余，康有为写出两本“异端邪说”的奇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指出，《周礼》、《尚书》、《左传》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都是为王莽推行“新政”服务的，因此都是“伪经”。言下之意，这些书大家都别读了！读什么书呢？当然是康有为的先进著作呀！

    康有为自己随即推出了皇皇巨著《孔子改制考》。在《孔子改制考》这本书中，康有为把自己说成了孔子的代言人，孔子成了供康有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康有为动不动就在书中说，“孔子曰人人生而平等”，儒家的读书人一看，就知道康有为这是雷死人不偿命，孔子最讲究礼制，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人人平等”岂不是无君无父？孔圣人怎么会说出这种混账话？

    康有为这两本伪书在广州出版后，一炮走红，红透了半边天，不过走红有时候是臭名远扬，这一次康有为的走红就属于这一种，当时的读书人虽然穷酸，但硬骨头还是有两根的，南海的乡绅地主也是很有血性的，受不了康有为如此辱没孔孟等圣贤，纷纷带人拿着木棍和锄头赶到万木草堂打砸，跳起脚来骂康有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最严重的是，他们带人去把老康家的祖坟都挖开了。

    要知道，古人很迷信，认为祖坟的风水能惠及子孙，让子孙富贵，挖人家祖坟跟让别人断子绝孙是一样的血海深仇。康有为的祖坟被挖，被家乡人骂得狗血淋头，在广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搞不好就被不明真相的群众用乱石块砸死，这是大概率事件，他在广东实在呆不下去了，索性破釜沉舟，再次逃到北京碰碰运气。

    当时，朝廷里因为李经述在山东搞新政，有模有样，慈禧和光绪皇帝也支持变法维新，维新变法的论述一时大热，连皇亲贵族也赶时髦，到处网罗变法维新的人才，突然跳出了一个半桶水的康有为，像一个疯子一样鼓吹维新变法，也会觉得新鲜，他在北京恍如丧家之犬，也有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同情他，救济他。康有为便按照资助银子数量的多寡，“分封”这些救济他的人为“贤人”、“大贤人”。

    康有为这一次否极泰来，结识了珍妃的表兄。于是，康有为托他给帝师翁同龢写了一封毛遂自荐信，介绍维新变法。翁同龢此时有点妒忌李鸿章和李经述的维新变法，他认真看了一下康有为的信，这才发现了康有为的书法不错，大有汉魏六朝碑学之遗风。甚为欣赏。加上康有为此次回家乡后，痛定思痛，在托古改制的维新变法中，加入了开矿、设厂、修铁路等务实的内容，这些东西，翁同龢也似懂非懂。

    当然，最让翁同龢心动的，是康有为在信中说：“泰西讲求维新变法，三百年而治。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富强可驾万国。”

    康有为这足以吹破牛屁股的“三年可自立富强”的维新变法，骗不了熟悉国情的李经述，忽悠不了老谋深算的张之洞，但翁同龢从来没搞过实际洋务，以为修铁路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一年可以来个二十万里，此时翁同龢已年过花甲，对他来说，康有为这牛皮吹得很有吸引力，毕竟，再活二三十年翁同龢没把握，再活三年，在有生之年看到大清国自立富强，正是翁同龢梦寐以求的。

    翁同龢暗自一琢磨，李鸿章办了二三十年洋务没办到的事，他和康有为或许变法三年就能做到，这对李鸿章来说，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于是兴冲冲跑到乾清宫去找光绪皇帝，对二十出头的光绪说：“康有为之才，举世罕见，请皇上举国以听。”

    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没有实际从政经验，一听翁同龢说“用康有为的变法之策，三年能自立强国”，跟李鸿章和李经述说的三十年相比，时间大大缩短，于是马上决定下诏接见康有为。

    翁同龢赶忙罢手阻止：“康有为现在还是举人，按照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许召见，为师已经请康有为入幕僚，今秋科举，为师是主考，一定让康有为中进士，到时候皇上你再封他为四品翰林，即可召见。”

    康有为入了翁同龢的幕僚，也积极筹备变法事宜，这期间编撰了《俄大彼得变政记》，介绍俄国变法维新的经验，还结识了刑部主事杨深秀、刘光第，内阁中书杨锐等“帝党”大臣。

    1893年九月，有了翁同龢的首肯和帮忙，康有为提前中了进士，光绪皇帝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想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但是，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遭到了以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荣禄为首的保守大臣的强烈反对。

    荣禄再次回京出任要职，低调回归，他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风雨磨砺，收起了棱角，变得圆滑无比，悟出了在官场既屹立不倒又大有作为的诀窍：得宠。

    要成为慈禧信赖有加的宠臣，就要博取慈禧的欢心，最讨巧的途径便是跟老佛爷身边的要人搞好关系。荣禄有两个女儿，于是把一个嫁给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子，一位嫁给了后来的醇亲王载沣。礼亲王是慈禧的心腹，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跟他成了亲家，礼亲王自然没少在慈禧耳边说荣禄的好话。而载沣更牛，荣禄将女儿送进醇王府，一来是作为政治投资，二来自己闺女还时常向慈禧汇报载沣的最新动向，成为老佛爷的眼线。如此一来，荣禄跟慈禧的距离，拉近了一大步。

    若想稳坐政坛大佬之位，尚需扶植一批得力亲信。荣禄一回京城，便大肆招兵买马。比如当时经常跟荣禄一起查案的兵部主事陈夔龙，出任兵部郎中。陈夔龙将荣禄视为自己的恩人，一生效忠。而且，荣禄还十分赏识袁世凯，举荐他去天津接手练新军。

    此时的荣禄，在朝中俨然成了政坛老大，成为慈禧的代言人。刚开始，因为慈禧也是支持李经述维新变法的，荣禄对改革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光绪皇帝要召见康有为，荣禄不同意，但他表示自己先可以代替皇帝去见见这个康有为，考察他有没有真本事！

    于是，康有为那天被请到天津的总理衙门“问话”。出席“问话”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等晚清政坛大佬，这三人都相当于今天副国级的总理，可以说，集体去面见考察一个刚中进士的康有为，太抬举他了。

    “问话”一开始，荣禄很客气地问康有为：“以夫子这样的槃槃大才，有补救时局的办法吗？”

    康有为平日里就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荣禄放在眼里，他从翁同龢那里得知自己被光绪皇帝召见的美事竟被荣禄搅黄了，心里对荣禄很不爽，冷冷地回答荣禄：“救亡图存之道，非变法不可！”

    荣禄看出康有为不悦之色，但面不改色，继续追问：“本官爷早就知道法应当变，但是一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

    康有为知道荣禄是一品大官，非常不耐烦地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

    “杀一品大员？？”康有为此话着实让荣禄大吃一惊，他朝坐在身边的李鸿章看了一眼，只见李鸿章双目微闭，一言不发。翁同龢也觉得康有为的话有一些过头了，不说话。荣禄心想关系大清国存亡兴衰的改革，焉能由康有为这等狂悖之徒操作，于是也气势汹汹地教训康有为说：“你老是变法呀，变法呀，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

    康有为据理力争，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领土的。今天祖宗的领土都保不住了，祖宗那套法还有什么用呢？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

    这时翁同龢看出了荣禄的不满，他搬出光绪皇帝，对荣禄说：“荣大人，竟然我们是代皇上来问话的，当今天子求贤若渴，我们做臣子的，也理应多一份耐心，好好考问才是。”

    说完这句话，翁同龢咳嗽了一声，暗示康有为拿出他编著的《俄大彼得变政记》给他们看。康有为会意，拿出他苦心编著多日的《俄大彼得变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