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一下被星号包围的“但是”和“却”字即可。央视的喷血抒情短片《巡天》没有玩这种
        看起来很搞笑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干净彻底地遗忘了“文革”的两弹一星后就坚定地保持
        着这种健忘状态。但是，在央视的其他节目中，特别是在神舟任务第一天，它还介绍过“
        曙光”工程，足见编辑们是非常非常知道“文革”时期的载人航天计划的。
        我不胜冒昧地揣测：不论是《红色太空新长征》的步步退守，还是《巡天》沉默的遗
        忘，也许都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潜在或者显在的个人情绪，这就是：
        ——全面否定“文革”。
        于是，作者出于这种个人的历史偏好，决定有意识地选择性遗忘“文革”时期航天工
        程的历史史实，以便增强改革开放在中国航天史上的历史地位。
        我一点也不喜欢“文革”，——正如我不太喜欢那些本来就没有一点点思想，却居然
        还大声疾呼“解放思想”的时髦人士一样。尽管我本人是“文革”后的一代人，不知道“
        文革”究竟是怎样“革”的，但“文革”确实使我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不快，因此我并不在
        乎否定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邓公关于“全面否定‘文革’”的观点，其实是说要否定  “文
        革”这场政治运动，而非“文革”的一切的一切。但不幸的是，很多人习惯于把这句话从
        其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于是使之成了一种有利于发挥个人想象力的政治口号。从《红
        色太空新长征》极其勉强地承认“文革”中有载人航天计划，以及从《巡天》干脆沉默地
        忘却了“文革”的太空计划来看，在一些媒体中流行的新趋势是“全盘否定‘文革’中一
        切正面事实的存在”。
        如果真的能够把一切失败归咎于“文革”，并把一切荣耀归功于改革，这倒是一个比
        较理想的结果。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不喜欢“文革”，但并不认为可以用感情来取代历史事实。特别不幸的是，我竟然
        长期着迷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因此难以选择性地忘记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脉络，故尔知道
        有些史实是不可能因某些记者和编辑的意志而改变的。
        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中国航天起步于“大跃时”时代，发展于六十年代，小成于  “文
        革”时期，因此完全是**时代的全新产物。在“文革”中，尽管航天工业也受到了冲
        击，但总体上说，**最高决策层是保护并支持航天事业的，航天科学家们享受到良好的
        待遇，社会声望极高（至少老百姓都把钱学森视为半神半人），科研资金更是有保证的。
        因此无论是“东方红”卫星，还是长征二号，还是卫星回收技术，都成就于广义“文革”
        的中后期，构成了后来载人航天的基础环节。
        同样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航天工业在“文革”中发展，却在改革开放时期遇到
        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务的开创者戚发轫先生在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时，曾经提到  “搞
        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无奈现实，并且指出“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
        多”。但这不仅仅是航天领域的独特现象。
        我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度过了少年时代。那个城市是当年“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
        ，部署有若干军工企业。在我的童年，这些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高科技设施颇令我和伙伴们
        感到骄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游经历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全部自豪感。那天，
        我们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在一个公路工地上敲石头、推两轮车，一位老师以颇为同情的口
        吻告诉我们说：别小看那几个“四眼”，他们是某某军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工厂没
        有生产任务，只好出来砸石头修公路挣工资。
        我们骇然，但又极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看到一
        篇报道，其中就提到“无业务可干的核工程师砸石头挣钱”，于是不禁有种万念俱灰的感
        觉。我悄悄地把那张报纸烧了，——因为我不想让到我家来闲聊的朋友们看到它，并因此
        而动摇对于中国高科技事业的信念。
        那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的时代。
        既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既然“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是历史铁
        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
        。于是野战部队顺理成章地放下了枪炮，兴致勃勃地搞起了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之类
        的副业，走上了“自找自吃”的发展之路，参与了当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
        的重要商业活动。在技术密集的的军工单位，由于转型困难，则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
        订货不足等问题，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业正是这样的军工单位。
        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国家希望航天领域向商业化
        方向转轨，因此财政投入相对不足；航天部门虽然通过价格战，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争
        取到了一席之地，但由于利润微薄，无力在研发和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致使科研、
        生产和职工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明显提高。
        据戚发轫先生回忆，在那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总是有很多轿车停在
        研究院的门前——都是来挖人才的。虽然老一辈没有动摇，但年轻人中“最聪明”的研究
        人员却选择了离去。我觉得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出走倒并不是仅仅由于待遇太低，更重要
        的或许是科研任务减质减量，致使其聪明才智无法伸展，于是抱憾而去。人员的流失直接
        重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并且在1990年代初期显现出恶果。
        1990年代的前五年，就在中国航天试图借助40年积蓄之余威，在国际商业发射中大显
        身手时，中国长征火箭却接连发射失利，使得中国航天多年以来辛苦树立的金牌航天形象
        遭受严重伤害。根据公开的资料，从1991年到1996年，中国实施的14次发射任务中，有5次
        遭遇失败，失败率高达36%；相比之下，从1970年到1990年的23次发射任务中，仅有2次失
        败，失败率仅为9%。1990年代的火箭发射接连失利，无不指向两大症结：投入不足和人才
        流失。在这个颇为阴沉的时期，来自航天部门的一篇报道指出：由于投入不足，新产品开
        发面临严重困难，运载火箭工厂无力购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设备；由于人才流失导致了技术
        工人断层，全厂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能够加工某个大型部件…  …
        这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阴暗惨淡的时期。
        导致中国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失误。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颇为幼稚的“市场化”路线。这条路
        线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我们参与市场竞争，就能够通过价格优势和系统可靠性，在开放的
        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实证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竞争
        的领域，而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国际角斗场，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考虑，并不具备“以
        质以价取胜”的基础。在中国发射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国际商业卫星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来
        自美国国会及军方的种种阻挠，著名的考克斯报告更是声称“中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
        会盗窃美国技术”，为美国政府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提供了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我国，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太
        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能改变1980年代航天大战略明显失误
        的状况。
        好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路线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逐步
        收紧了对华出口卫星政策，使中国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再发射美国卫星，无异于为1980  年代
        以来中国航天的“国际市场路线”签发了死亡通知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第三、四代领
        导层对于航天发展战略的调整。
        1990年代中期，在“国际化”和“市场化”遭遇严重挫折的同时，中国的航天战略开
        始出现向**时代老路回归的迹象，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今日终于修成正果的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了按照两弹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财政
        投入全部研发经费，然后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推进研发工作。——其间，航天员参与了由
        俄罗斯提供的太空培训项目，但这没有改变整个工程“自力更生”的特点。
        这种向“两弹一星”模式的回归，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全盘否定了原来过份强调“国际
        化”、“市场化”的航天战略。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对**时代政治思维的回归，
        而是对航天事业发展铁律的再认识。1980年代，被中国航天战略决策者们忽视了的一个事
        实是：即使在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美国，航天事业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担的事务，大型项
        目几乎全是由naSa这样的纯粹政府机构投资并实施的。之所以会是这样，乃是由于航天项
        目大成本、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私人企业也有试图参与太空设施研制的事例，其中最
        著名的也许要算麦道公司“三角快帆”计划，——由于这一航天工程项目的失败，直接导
        致了该公司财务危机，最终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购兼并。
        载人航天计划救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特别是随着神舟飞船的接连升空，由于经济发展
        而囊中充实的中国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于是使航天部门的科研、生产条件和
        职工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由于有了高水准、高密度的科研任务，加上不断有由政府资助
        的新的发射任务，研究人员感觉到事业心得到了满足，并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
        中找到了荣誉感。于是，据说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离去的科研人员这时也
        对当年的决策感到了后悔。
        可以说，从五十年代钱学森们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来，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条创业-
        发展-初成-转型-挫折-再转型-大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航天人曾经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追求奇迹，于是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起飞；我们也曾经轻率地选择了
        建立在幼稚市场观之上的国际市场化道路，结果导致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明显挫折；近十年
        来，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重新加大了国家对航天的财政支持，用大手
        笔促大发展，从而再次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是几代航天人薪火相传，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正如戚发轫所说，“人饿的时
        候，吃第一个馒头没什么感觉，第二个馒头垫了个底，到第三个馒头就饱了。看上去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