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那样尊敬不断创造财富,发展科技教育的群体,中国的统一只有更稳固,国土只有更辽阔,武力只有更强盛。而蒙元专家歌颂蒙古帝国的做法正好背道而驰的。蒙元史专家所谓“蒙古帝国促进中国统一、扩张中国领土”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有意培植中国少数民族象蒙古帝国那样再次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不仅仅中国不会有统一,民族不能和睦相处,而且中国人民还象蒙古帝国大量地区被种族灭绝。实际上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是无意或者有意地把中国引向巨大的灾难。
蒙古帝国的所谓业绩没有促进中国的统一,反而一直鼓励那些北方游牧民族的贵族损害中国的利益。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就认为这是恢复大蒙古帝国的机会。他勾结日寇进攻中**队,屠杀中国人民,并且准备在内蒙地区对非蒙古居民进行种族清洗。这是促进中国统一吗?恰恰相反,蒙古帝国的所谓光辉业绩,一直在鼓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吸中国人民财富的鲜血。也就是说,在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团结。而蒙元史专家制造所谓蒙古帝国促进中国统一的错觉,也必将在鼓励中国少数民族寄生虫意识,鼓励他们把破坏中国当获取尊敬和特权的手段,鼓励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中国主体人民的痛苦上。
国家如果要长期的统一,就要各民族相互关心爱护,要有对文明的向往和对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群体尊敬。现代美国并没有对少数民族有任何的特殊照顾。但是由于它的文明强大,世界上有无数国家百姓争先恐后地希望加入美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华夏民族过去融入了那么多民族加入,一起和汉族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正是因为一个发达文明的吸引力。
可是这些蒙元专家所做所为恰恰相反,他们歌颂的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凶手,蔑视的是为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极端蔑视了上千万被屠杀人民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他们所制造的谎言,使得蒙古民族更加蔑视他们过去的受害者,不但不能增强中国的向心力,反而鼓励他们继续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第八、在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基础上,中国书籍和国家刊物上开始出现了宣布汉族血统低劣、和学习蒙古帝国“农田变牧场” 等极端恶劣的种族主义言论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欺骗公众的做法,已经开始产生了恶劣的结果。最近,《狼图腾》一书出版,受到包括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白岩松等著名人士的捧场支持,而且成为北京最大的书店最流行的畅销书。然而在这种中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书籍中,作者主张的居然是**裸的种族主义。作者认为汉民族血统是劣等羊性血统,游牧民族才是高贵的狼性血统,他们把中国历史上任何有成绩的皇帝,都说成是因为有高等游牧民族血统混血的结果。作者宣称:“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 “中华文明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悍草原,和世界上最大的软弱农田上产生出来的奇特之路。”[注25]
《狼图腾》作者的观点并不稀奇,因为本人早已在主张“长城两边、一边一国” 、“蒙古是主、汉人是客” 等蒙古分裂分子在内部鼓励他们民族成员蔑视汉族人民的宣传中,见到过极为相似的说法。这些宣传者都忘了提到,那些所谓“高贵的狼性血统”的民族离开所谓低劣“羊性血统” 汉族人民提高物质财富的时候是多么一贫如洗。如今外蒙地区沦为国际乞丐,靠着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讨饭才能维持温饱。种族主义者是从来不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他们一贯追求的,史把其他民族说的懦弱无能,以激励本民族帮助自己掠夺、欺压其他民族,取得成吉思汗那样的成绩,做一个吸其他民族鲜血,的寄生虫。
稀奇的是,这些**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居然在中国有那么大市场,那就不能说和中国蒙元史学家扭曲历史、对公众隐瞒真相没有关系了。这个作者鼓吹的所谓的“游牧民族输血” ,意味着中国大量地区90%以上人口的种族灭绝,仅仅几十年就有6千万中国人民和2亿世界人民的丧生,不知道多少妇女被强奸、儿童被冻死、饿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狼图腾》作者说“中国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注25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 一旦实现,有多少人知道这种灾祸要降临到他们自己?而这种主张居然被中国大量名人支持。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是蒙元史专家长期欺骗中国公众严重恶果的开始。
如果不让蒙元专家扭曲隐瞒历史,公众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蒙古帝国所谓的“农田变牧场” ,意味着大批人民被屠杀、灭绝、或者清洗。在中国国家支持的学术研究和刊物中,居然也开始出现了“学习元代保护环境、把农田变牧场的先进经验” 的主张。在浙江大学徐超先生所作的《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一文中,作者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宣称北方生态破坏的原因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实际上,生态破坏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过渡放牧和浪费土地资源,因篇幅所限,本人另有专文论述[注26]) 。作者用蒙古帝国屠杀汉人居民后牲口数量增强的现象,来说明北方生态环境被改善了。这样把牲口的生命放在高于人类生命之上的价值观,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某些蒙元史专家丝毫没有人性的典型现象。
作者宣称“。。。。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 , 又说“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 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
作者以上言论不仅仅是对汉民族**裸地种族歧视,而且等於是在宣布,中国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应该象蒙哥所率领的蒙古帝国那样用屠杀人民、减少人口用牲口代替的做法。蒙哥在蒙古大汗中,是以屠杀中国人民而闻名的。宋末元初,四川人口从1300万以上被屠杀到不到80万[注8] ,正是蒙哥企图屠杀人民用牲口代替的直接结果。中国的蒙元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歌颂“元代统一中国的伟大贡献” ,使得中国人民没有机会知道,这些利用中国刊物赞扬蒙古帝国,帮助“蒙古是主、汉人是客” 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他们得逞,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笔者并不认为,这些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真的能够象蒙古帝国那样,造成6千万以上人口的死亡。毕竟在他们实现“农田变牧场” 造成的受害者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会被政府制止。但是,中国的蒙元学家长期歌颂“元代伟大贡献” ,一定会强烈地促进了中国对汉民族的严重歧视,并且在民族混杂地区制造大量的受害人。当某个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农田变牧场” 造成无家可归的农民的时候,就会有人利用主流蒙元专家“元代伟大贡献” 的谎言,把这说成是“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注25] ,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延误制止这种罪行的时间,看看这些出现在书籍和国家学术刊物上的猖狂的种族主义言论,就应该知道所言不虚。蒙元史家的论调,很可能造成小规模地无辜的受害者,而且不被及时制止,等於是一个不知道要让多少无辜百姓丧生的杀人武器。
事实上,已经开始有虽然零星但是越来多的消息,在中国民族混杂地区出现了司法不平等。某些少数民族可以身带武器在市场欺行霸市,行凶捅刀子而不受被判刑。即使杀害了汉族居民,也不受死刑惩罚,甚至根本不追究。而汉族居民自卫抵抗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什么这种现象不能得到即使纠正,恐怕和中国蒙元史专家鼓吹所谓元代屠杀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迷惑了民众和领导的是非判断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九、中国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国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 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不同时期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比如把他们说成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国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党”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有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 ,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见注1] ,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 、“回教历史家诅咒” 。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国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蒙元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 注22]。这是在误导公众,让他们误以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出于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蒙古帝国屠杀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杀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原文见注1] 。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卖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 。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国“四人邦” 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 是“大汉族主义者” [注19]。他们找到“四人帮” 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 ,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 “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 的死党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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