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馆的释奠礼。
‘成均‘一词,出自《周礼·春官·大宗伯》,后人多用它泛指国立学校。成均馆是朝鲜的国学,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中国的官立学校包括国学(太学)和州学、县学。从格局上来说,它们一般包括庙和学两部分,庙是祭祀孔子之处,学是读书之处。今日韩国的南北各道,尚有300多所古代儒林留存的‘乡校‘,每校也都有庙和学两部分。成均馆的格局与北京国子监略有不同,国子监是左庙右学太学;成均馆则是前庙后学,前庙称‘大成殿‘,后学称‘明伦堂‘,当年明朝使节朱之藩所书的明伦堂匾额,一直保留至今。明伦堂前面为广场,两侧为养贤斋,乃当年学生的居室。
成均馆的释奠礼仪,完全遵从古代中国的习惯。由于全国从上到下许多地方都要祭孔,时间上必须错开。故规定成均馆用上丁日,各道用中丁日,乡校用下丁日。成均馆的释奠,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丁日准时举行,是对人文之祖的膜拜,故不售门票,欢迎参观,成为汉城著名的文化景观之一。成均馆释奠用八佾舞,乐舞生由礼仪学校的学生担任,他们手持籥翟,在钟磬之声中翩翩起舞。前往外国游客甚众,竞相摄像或拍照,表现出对东方儒家文化的极大兴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成均馆祭孔的仪式,包括服装、乐曲、礼器等,都是明朝时传去的,至今没有变化。祭孔的乐曲,朝鲜王朝曾经加以记录,故保存至今,而中国已经失传,故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经过明、清的变故,北京、曲阜两地孔庙的祭孔服装是清朝的式样。
中国古代的国学,除春、秋仲月例行的释奠礼之外,还有朔日行礼。从后齐开始,每月朔日,国子祭酒要带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到大成殿的阶下‘拜孔揖颜‘。成均馆则是以每月朔日为焚香日,此日还邀请学者前往讲论《四书》、《孝经》等,用焚香和读书来纪念孔子。
各地乡校的祭孔典礼,规模虽然要比成均馆小得多,但却是一丝不苟。参加仪式的人,都自豪地称自己是‘儒林‘中人,每人都有专门的祭服,称为‘儒巾服‘,据说也是从明朝传去的。祭祀中的各项仪式,从初献、亚献、三献,到监礼、司香、司巾等等,都各有专司,并写在长长的纸上,公诸于众。令人汗颜的是,韩国祭孔,仍沿用古代的名称称释奠礼;而中国称为‘祭孔表演‘,‘释奠‘一词,即使在北京和山东也很少有人知道。
香港以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虽然没有释奠的仪式,但表达了广大教师对中国的第一位教师、堪称万世的师表的孔子的敬意,值得称道。
●诗礼传家:家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三
诗礼传家:家礼
儒家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治则国治。《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齐家的工具就是礼。
一、不学礼,无以立
旧时书香人家的大门上,往往写有‘诗礼传家‘四字,以标榜门风。诗礼传家,源出于《论语·季氏》,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过特殊的传授吧?‘孔鲤回答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同大家都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天,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习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听到父亲的教导,就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孔子所说的诗,是指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里面收录的三百多首诗歌,思想纯正,情感真挚,富于文学色彩,古代有学问的人说话,每每引用其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想立足于社会,光是说话有文彩还不够,还必须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怎样约束自己的言行,怎样尊重他人,这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礼。
由于孔子的提倡,历代文人学士都将诗和礼作为立身、传家之宝,一般民众也把‘知书达礼‘作为有知识、有教养的标准而希望子女不断努力。
二、《礼记》所见的先秦家庭礼仪
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课堂,也是实践人伦之序的重要场所。儒家将纷繁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类,称为‘五伦‘。五伦和顺,社会才能安定。春秋时期卫国的名臣石碏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家庭伦常的和顺,是通过礼来实现的。因文献阙如,先秦时期家庭礼仪教育的全貌已经不可得知,但由《礼记》的《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尚可得其梗概。
《曲礼》一篇的得名,孙希旦认为是所记多为礼文之细微曲折,而尤详于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故名。《内则》篇的主旨,郑玄说是‘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是闺门中侍奉父母、公婆(古称公公婆婆为舅姑)的仪轨;此外,还有如何教育子女等内容。《少仪》所记以少者事长的仪节为主,内容与《曲礼》、《内则》相类。
《曲礼》对于子女言行的规定非常具体、细致,如子女外出,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行前要把去向告诉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以免让父母牵挂;又如孩子的仪态,要求‘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视线不可狂傲向天,不要穿皮衣。站立时要方正,不侧身歪头听人说话。如果长者拉着自己的手,则一定要用双手捧持长者之手,以示亲密和尊敬;又如跟随先生外出,‘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不可隔着马路大声与熟人打招呼。如果在路上遇见先生,要快步上前,正立拱手地见过先生。如此等等,《曲礼》中比比皆是。
但是,《曲礼》并非只有细微曲折的琐碎仪节,还提出许多宏观的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要求,如卷首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一语,实际上是提示全卷的思想性,强调一切礼仪必须出于诚敬。又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则是说行礼者的思想修养。又如‘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以‘自卑而尊人‘作为礼的原则;并提出了即使是负贩者也必定有尊严的命题。可见,儒家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思想高度,着意提升行礼者的内在德性。
孝顺父母,不能只挂在嘴边,而是要见诸具体行动。《内则》对此有一系列的要求,如‘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意思是说,做子女的,每天天刚亮就应该起床,打扫室内和庭院的卫生,然后洗涮、穿戴整齐,到父母的房门前,和声细气地询问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如果休息得不好,应该找出原因,及时想办法解决。如果父母父母身上有痛痒之处,则要帮助抓搔,让他们感到舒服。
古代聚族而居,人口众多,若男女之间没有一定限制,很可能会出现乱伦之事,故儒家不得不设为‘男女之大防‘,《内则》对此有具体条文,如‘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不使用同一间浴室,不使用同一张寝席,不相互借还物品,不相互混穿衣裳,闺门内的话不传出门外,外面的议论不带进闺门,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如《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由于‘死‘是很忌讳的字眼,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天子死要说‘崩‘,诸侯死要说‘薨‘,大夫死要说‘卒‘,士死要说‘不禄‘,只有庶人才用‘死‘字。类似的规定很多,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
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曲礼》说:‘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捧持物品,双手的高度要与心齐平;如果是提拎物品,则手的高度要与腰带齐平。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则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如果是国君的器物,双手与胸口齐平;如果是大夫的器物,则双手低于胸口;如果是士,单手提着就可以了。如果不了解这些常识,就必然会有失礼的举止,从而贻笑于公众。
如此等等,不惮繁举。由于《礼记》是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著作,播迁极广,所以,《曲礼》等篇的内容作为礼仪常识流传千年,形成了我国民间的礼仪传统,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有过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二、《颜氏家训》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文苑传》说颜门‘世善《周官》、《左氏》,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辨‘。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说颜之推官至北齐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颜氏的生卒年不详,据钱大昕考证,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卒于隋开皇中(《疑年录》卷一)。
颜颜之推身逢末流之世,国家分裂,兵燹不断,自己常年漂泊,饱经忧患,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事件,可谓阅尽人间沧桑。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马之间,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在此乱离之世安身立命、保持节操,成为晚年的颜之推最关心的问题。他以长辈的身份,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如何治家、如何为人、如何为学等,结合古今史事,娓娓道来,著为七卷、二十篇,这就是著名的《颜氏家训》。
卷一开首为‘序致‘篇,讲述撰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颜氏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结于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家庭礼仪教育非常系统,‘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从帝后开始怀孕,就行胎教之法,‘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使之有好的禀性;及至孩提时代,师保又用‘孝仁礼义导习之‘;稍长,则教以分辨是非,‘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正是看到了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人生之路的极端重要性。颜氏说,他撰此书的主旨正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颜氏家族垂范立训。
颜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在于父母。颜氏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认为古人对每一个仪节都经过精心设计,都赋予了深刻的含意,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但颜氏又指出,礼仪必须与时俱变,因此,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礼仪知识,并在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等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今日读之,依然富于启迪。
除家礼教育之外,《颜氏家训》还有许多知识性的篇章,如卷六为‘书证‘,论考据之学;卷七为‘音辞‘,论声韵之学;当是颜氏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总结,希望传之子孙;此外还有书法、绘画、天算、医方、琴瑟、投壶等方面的内容。最末一篇为‘终制‘,犹今之遗嘱,要求子女为之简葬,止用松棺二寸,不用明器等,以此为子孙作则。
《颜氏家训》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誉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钺《读书丛残》称赞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司马光的《书仪》与《家范》
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表现之一,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这些仪注中,除书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新唐书·穆宁传》提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甚恭,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但这一时期的仪注,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到了宋代,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
与‘独尊儒术‘的两汉相比,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盛,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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