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帝命王爵以下大臣郊迎，并命百官跪迎时，他竟端坐马上不回礼！要知道，这可是只有皇帝才可尊享的大礼呀——此时，他把自己当成谁了？
  再如皇太后去世，全国致哀，停禁一切宴乐。他竟宴舞寻欢如常，这就是悖礼顶极重罪——“大不敬”！
  而在雍正帝屡次指出他的罪行，迭诏严辞训斥时，他也照样梗着脖子不回一言——他眼里除了自己的功劳，还容得下谁呢？
  此时再看年羹尧行营画四爪龙，对部下行文擅用“谕”这类只有皇帝才可使用的词汇，并接皇帝诏书不行臣礼、滥用宫廷礼仪等僭越行为，若说他意图谋反，难道真的就没一点道理吗？
  唐末，藩镇割据，公元九零七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覆唐建后梁。十六年后，原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覆梁建后唐。再十四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自称儿皇，建后晋。又十一年，后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建后汉。仅四年，后汉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职）、兼节制河北诸州军事郭威覆汉立后周。十年后，检较太尉、殿前都检点、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大宋。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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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中的那个五代，无一不是武将专权自立而致。更重要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也没想过谋反，但却在部下谋反的意志面前谋反了。而宋太祖也正是基于此弊，才片面强化皇权，把抑制武人拥兵自重，作为终宋之世的基础性国策，不管什么人，稍有涉嫌，即加刀斧。
  大宋政治对什么都能含乎，唯独对这一点决不含乎！
  可见，宋朝的政治失当，并不仅仅是赵姓皇家自身的问题，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解决宋朝的政治缺陷，也决不是哪些人在哪些时侯凭哪些方法就能解决的事。尤其是南宋初期，抗击入侵、稳定局势是首要，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从而影响民族大计。而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缺陷的权力机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摆正自己与它的关系，是衡量一个人君子品行与小人品行的重要标志。
  而“礼”的建立，正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摆正这个关系。可遗憾的是，岳飞一生什么都不含乎，但却恰恰就专在这个“礼”上含乎！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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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西之战结束后，岳飞回兵刚到舒城（非舒州），就与张俊、韩世忠同时接到了大本营的召见令。三帅一到，秦桧立即宣布了大本营决定：三帅同参知政事（升副宰相职），张俊、韩世忠同为枢密使，岳飞副之。张俊立即将所部兵权交御前司（由大本营亲掌），韩世忠不置可否，岳飞则力辞枢密副使职。高宗对三帅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宗弼(金兀术)，何足扫除乎！”
  是日下诏：“宣抚司并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统制官已下，各带御前字入衔，且依旧驻剳；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
  随后大本营命韩世忠负责将枢密使办公地点迁移，置司镇江，张俊与岳飞赴淮东巡视边防。张俊见海州城不易守，毁城迁民至楚州。而楚州屡遭战火，城墙破败不堪，俊欲修固，岳飞竟言：“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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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戮力以图恢复，就可不为退保计么？犹如足球比赛，如果教练只知督导队员全力进攻，却不要队员防守，结局会怎样呢？史载：
  “（韩世忠）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红玉）亲织薄（草帘）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厉。抚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阳（楚州旧名）遂为重镇。刘豫兵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
  可见，楚州乃屏蔽淮东、宋金必争的军事重镇。而此时岳飞竟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军事专家、国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应有的态度么？
  难怪张俊听了勃然变色！
  难怪这成为岳飞的第三大罪状！
  回大本营后，岳飞始终坚持辞去枢密副使一职，返回两镇（鄂州、襄阳），也就是回到原先的统兵位置上去。高宗诏曰：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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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
  “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
  把三大帅聚到一起，同掌国防之重，而各地军兵轮流入卫，岳飞练兵独到，正好把其它部兵好好训练一番，以待时机，一举收复故土，难道真的就不行吗？史载：
  “乙亥，诏有司造克敌弩，韩世忠所献也。帝谓宰执曰：‘世忠宣抚淮东日，与敌战，常以此弩胜。朕取观之，诚工巧，然犹未尽善。朕筹画累日，乃少更少，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今方尽善，后有作者，无以加矣。’”
  高宗身为一国之君，得有多少事够他烦的，可他竟能完善前线实战用的“克敌弓”，而身为军事专家的岳飞，却就是不肯在大本营干，一再要求辞职。终于惹得谏官们弹劾了。
  史家与后人，凡说起此时弹劾岳飞的事，无不加上一句“受秦桧唆使”，可说别人受唆使还行，要说这时任御史中丞的何铸也受唆使，就没道理了。要知道，他可是岳飞一案的初审主官，也是第一个以这种身份为岳飞辩冤，并因此被排挤贬官，之后亦始终不回朝与秦桧为伍的人！史评：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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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孝友廉俭。既贵，无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飞之冤，亦人所难。然绍兴己未以后，遍历台谏，所论如赵鼎、李光、周葵、范冲、孙近诸人，未免迎望风旨，议者以此少之。”
  看清楚，赵鼎也是主和派，只是强硬些，为此而与秦桧不睦，但李光可是一直被认做秦桧亲信的，后也确被秦桧提名参知政事，位列宰相，“光与右仆射秦桧议事不合，于帝前纷争，且言桧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铸因劾光狂悖失礼”。
  而那个孙近，就更说不得了，更被反对议和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列为“不共戴天”的三该杀！“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敌。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而何铸连他们都参倒了，难道也是“迎望风旨”吗？显然，何铸应是一个合格的谏官。而在一个合格的谏官眼中，是没有“忠、奸”之分的，不管谁有错，他都照参不误！史载：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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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复交疏论之，大略谓：‘飞被旨起兵，则略至龙舒而不进；衔命出使，则欲弃山阳而不守。以飞平日，不应至是，岂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谋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近尝倡言山阳（楚州）之不可守，军民摇惑。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乞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更为可怕的是，岳飞的种种毫无节制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引起了最高当局的联想还无所大碍，但若引起属下军官的联想，那岳飞与当局之间，双方就肯定会有一个要上演在劫难逃的悲剧了！
  可悲的，恰恰正是岳飞的属下引起了联想！
  更可悲的，这个属下恰恰正是岳飞的儿子岳云！
  按规定，宰执若被谏官弹劾，是应立即辞职的。正好此前岳飞一直在坚持辞职，故此大本营这次便接受了岳飞的辞职申请，但拒绝其返还鄂州或襄阳，命其住留临安，“仍奉朝请”，也就是逢一、逢五须列朝站班，因为岳飞还保留了少保的荣衔，及“特授”了他原任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职，并充万寿观使。但岳飞就是不愿在临安住，随后告病假，与岳云回到江西九江的家中。这是八月的事。紧跟着九月大本营派军器少监鲍琚到鄂州查对宣抚司帐目，就在这时，岳飞部将王俊向总管王贵告发副总管张宪，说其谋据襄阳为变，证据则是岳云寄给张宪的几封信，内容大约是要张宪等人在前线挑动金人，引发战事，逼大本营让岳飞复职领兵，并言“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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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岳飞谋反案的源起。
  对此，《宋史·张宪传》是这样记载的：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讦，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这里明确说的是秦桧、张俊主使人诬告陷害岳飞。而王俊则是在他们威逼利诱下出来诬告的。可在收缴兵权后，大本营“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时总管王贵刚刚回来，张宪也刚刚出发，张俊、秦桧根本就没去湖北，而王俊一直是张宪的副手，是等张宪走后才向王贵告发的，哪来的秦、张这些乱七八糟的勾当呢？至于王俊其人品质如何，不得而知，但据《中兴遗史》记载：
  “（岳）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村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移时不语，忽作声曰：‘天下事竟如何？’众皆不敢应，惟张宪徐言曰：‘在相公处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贵手，曰：‘太尉！太尉！闻适来相公之言及张太尉之对否？’，先与贵曰：‘然’。”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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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尉”是武将最高荣衔，王贵、张宪、董先等皆无此封，用在这里是一种尊称。而岳飞与张宪两人一叹一答，看似平平，王俊听了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呢？
  他害怕！
  怕什么？
  “天下事”本应以高宗为首的大本营来处置，怎么能由岳飞来处置呢？这是明显的悖礼言词，涉及的就是“谋反”。而王俊仅为“岳家军”中一个副统制，权力有限，一旦有变，他是一无能为的。当年淮西军叛变，四万人中并非都愿跟着走，但在兵部尚书于淮河边被杀时，数千人虽为之动容，却无一人敢吭气，无非就在周围全是叛军，早就在监视着你了。这就是“裹挟”。
  王俊怕的就是到时也被“裹挟”——身家性命啊！
  如果张宪没给他看过岳云的信，他可能凭空想起这样一个手无凭证，全靠王贵等跟随岳飞多年的勇将来作证的证据吗？他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王贵是什么人吗？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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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去诬告，可能吗？而王贵与姚政、傅选、庞荣这四个将领，都是这封信的见证人，他是不敢压王俊的告发状的。史家说王贵跟着诬告岳飞，是因为阴私事被秦桧、张俊握住了小辨子，不得不为。可以岳飞治军之严，要是连纯属外人的秦桧、张俊都知道的事，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史家连东京的书生拦金兀术马头这样的事都能知道，又怎么可能举不出王贵具体的“阴私事”来呢？更解释不了的是，王贵证言举足轻重，既顺从了秦桧、张俊害岳飞之意，就是一个大功臣，按说事后即使不能飞黄腾达，至少也该多少升个虚衔意思意思，可他却照样遭贬斥，显然也是因为他知情不举。
  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载，在这之前，岳云已先期被大理寺（最高法院）判处了两年徒刑！
  这就有问题了——因为最先被捕下狱的是张宪，史载其受尽酷刑，体无完肤，却始终不认罪。后由湖北送杭州下大理寺狱后，才召岳飞父子赴京，到杭州正式逮捕下狱，案件前后拖延两月之久。按理，在张宪、岳飞未定罪前，岳云是不该、也无理由定罪的。既定罪，谋反最轻也是杀头，稍重即灭族、灭三族、灭九族，怎么可能只判两年呢？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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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答案——就是岳云确实写过信。只不过被众人看后或被张宪看后烧了而已。故张宪完全有理由打死也不认帐，任天王老子拿他也没办法。
  可这在写信人却不行。岳云十二岁从军，所历均战阵拼杀，一是一，二是二，从未说过一句假话，也从不敢说一句假话，心中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