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是什么样子的。而站在后一种立场上，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发疯了。这种研究不风雅，也难以学院式的口吻来陈述。最主要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不能够直接表现出我们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多么的正确和伟大。

  这后一种立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中心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所做的研究，只是为了寻求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故而它是按照可能得到好评的程度来构造研究的方向和结果的。从事这种研究，因为预知了它的结果，同手淫很相似。一个男人在手淫之先，就预知结果是本人的射精。然而这并不妨碍手淫在他想象中有声有色的进行，这是因为有快感在支持。对于从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研究来说，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就具有快感的意味。而且，这种活动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果实。

  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对公众说明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初衷了。我们是真诚的求知者，从现存的事实看，同性恋现象无论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以保守的估计来说，同性恋者至少站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肯定够上了加以研究的规模。同性恋活动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因此超过了百分之一的规模。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多数是要结婚的，必然对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上述的任何一条，都成立为研究的理由。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弗罗姆倡导的人文主义立场。马林诺斯基也说过，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应保证他们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我们在作同性恋研究时，对他们也怀有同样善良的愿望，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不是心怀恶意，把他们作为敌对的一方。我们始终怀着善意，与研究对象交往。这样的立场，我们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

  以上所述，可以概括为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在正文开始之前，略加陈述，以期求得读者的共鸣，是为序言。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的世界》跋
   在描述和讨论了中国的男同性恋现象之后，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中，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人群和如此重要的一些事实，曾被完全忽略了。以人的视力来比方的话，这个社会的视力在人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几近全盲，虽然在其他方面它的视力是非常之好的。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恐慌：假如它的视力有如此之大的缺陷，谁能保证它没有年漏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知道还有哪些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其实，同性恋这件事意义就非同小可。假如你是一位妇女，又不幸嫁给了同性恋者，也许就会遇上冷漠、疏远、没有性生活，却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一生的幸福会因此而报销。谁能够说，这样的事还不算严重？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这样的妇女是有的。她们既不知道有同性恋这样的事，也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者，还以为世上所有的男人全是这样，因此也不会抱怨什么。于是，我们认为很严重的事，她却以为不严重。可是一旦她知道了这件事的内情，定然会勃然大怒，以为受到了愚弄。

  我们举这样的例子，不是要谴责同性恋者，而是要说明我们做此研究的本意。我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说明了中国当代同性恋现象的全貌，但是假若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必然会有人认为，我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因为我们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静，转化成自觉被愚弄的痛苦。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疮疤早早揭开的话，就不会有受愚弄的人。  就整体而言，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青蛙的视力也有类似的缺陷。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压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

  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了非常之久，但它对人类本身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还一无所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农民非要生很多孩子不可，假如要他们自愿少生一些，应该用什么办法。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宁愿在婚丧嫁娶方面花很多钱，却不肯用来改善生活。像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好的假设可供检验；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尚缺乏根本的了解。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压到非常之扁。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诚实与浮嚣
   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有—回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它的长处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景象，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同是社会学界的前辈，李景汉先生做过《定县调查》，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县调查》——但若不学社会学，我觉得可以不读《定县调查》，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把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做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谈《江村经济》，而是谈诚实。以我之见，诚实就像金子一样，有成色的区别。就以费先生的书为例，在海外发表时，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十足赤金式的诚实。在国内发表时叫作《江村经济》，成色就差了一些，虽然它还是诚实的，而且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我们这里有种传统，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作“是”（be），什么叫作“应该是”（should be），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总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那他怎么生活呢。所以，当朱夫子开始学术思维时，他把意愿和事实当成了一回事——学术思维确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做学问时，意愿和现实又能分开了。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部是如此 ，自打孔子到如今，写文章时都要拿一股劲，讨论国计民生乃至人类的前途这样的大题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结论，在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诚实倒显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题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结论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愿和 事实混为一谈，这却是很难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作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作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作浮嚣。这是个含蓄的说法，乍看起来不够贴切，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嚣的心境。有回，我读一位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文集（我对海外的新儒学并无偏见，只是举个例子），作者一会儿引东，一会儿引西，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美国黑人的“寻根文学”引了一个遍，所举例子都不甚贴切，真正该引用的事例他又没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发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终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记者问，把自己所治之学和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挂上了钩——看到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还知道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学人是不计工本的，这就是浮嚣的起因——当然，更远的起因还能追溯到科举、八股文，人若把学问当作进身之本来做，心就要往上浮。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因为太诚实了，就显得不学术；像费先生在《江衬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风毛鳞角。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因为选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联)，所以能够不断重印。我手里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印。这是本老书，但以新书的面目面市。这两年市面上好书不多，还出了些＂说不＂的破烂。相比之下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是乱糟糟的。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这可是一大群人)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说是你找来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况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极少数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到处都是乱糟糟；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也唱得很好。用儒学的标准来看，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得说是高级阶段，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扳杠，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数数谁不会呢。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粮，这不是数目字吗？用这种数字来管理，比没有数字更糟，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在后面添起0来太方便，让人看了打怵。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既知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