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凌子，都是武当门第中精通符箓阵局的杰出代表，这些人对符箓派法脉的修研，其实并不在一些符箓派系宗师级人物之下。

    大明开元之初，张三丰坐下共收有七个嫡传弟子，宋远桥，俞莲舟，俞岱岩，张松溪，张翠山，殷梨亨，莫声谷。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此七人被称为武当七侠，混的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糗，功夫不怎么样还到处惹是生非，最后死的死残的残，除了被揍成高位截瘫的，就是因与邪教人士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全人类集体追杀的，总而言之张三丰这七个徒弟基本上就算白收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正史中，此七人虽说都有很高的武学修为，却并不像小说中写的那样天天走南闯北打打杀杀，相反的，按张三丰定下的规矩，习武之用只可限于强身健体，绝对不能用于实战杀戮，言外之意跟人打架可以，用板砖对拍那是你的自由，但万万不能用武术伤人，尤其是不能用从我这学去的武术伤人，否则就是破戒，佛教中所讲求的“慈悲”，在道教中被解释为“重生”，就是尊重生灵的意思，道教是所有宗教中唯一认为“活着是件好事”的宗教，崇倡尊重生命，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包括别人的生命，张三丰既为道学大家，自然也深谙此道，是绝对不允许弟子徒孙主动以武伤人的，所以说在正史中，武当七真也就是小说中所提到的“武当七侠”最大的修为在于参悟道法，而不是嗜武杀戮，就更别提去和邪教人士搞破鞋了。

    按晨光道长的叙述，张三丰本人博采众教之长，除了内丹武学之外，在符箓阵局方面亦有很高的造诣，在张三丰的一生中，完全自创也就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阵法、局脉共计一百一十八个，这个数字甚至远远超过一些大名鼎鼎的符箓派宗师，以至于后世正一、茅山等符箓教派耳熟能详的阵法例如“追魂阵”、“鸣乐阵”、“坞堤阵”以及在藏地局脉中广有应用的“迁身局”、“百人局”、“入夜局”等等墓局，其实都是张三丰所创。

    在中华道术千百年的发展史中，自创阵法历来都被视为高手的标志，就好比当今的计算机行业一样，会攒电脑会打字的人满街都是，你要是会设计芯片、会编写内核级的程序代码，那才叫真高手，有介于此，一些沽名钓誉的伪宗师假专家也便应运而生，一天到晚以“创阵”为业，净是发明一些成本高效果差，不仅复杂且毫无实用价值的“面子阵局”，甚至说有些阵局一经发明以来几百年都没人用过。

    与这些人不同的是，张三丰发明阵局一来不宣扬，二来不刻意；每个阵局必定有其用意，也就是说，只有碰到既有阵局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张三丰才会费脑子发明新阵局，“八仙镇妖”中所用到的“八仙阵”，便是由此而来。

    相传大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襄阳府出了个有名的贪官，名曰赵金舟，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贪得多或贪得久，而是因为自太祖朱元璋发明“剥皮实草”这种反贪新政策实施以来，此人有幸成了湖北第一个享受此特殊待遇的人。

    朱元璋在位的三十年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力度最大、态度最坚决的反贪**期，相传仅“胡惟庸”一案，因受牵连而遭诛杀连坐的人数竟然超过了三万人，而诸如“空印案”、“郭桓案”这种集团性质的贪污**案，连坐被杀的人竟达七八万之多，组建一支集团军都够了，贫寒出身的朱元璋自起事之前便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髓，如今皇权在握，岂不是得好好发泄一下？

    在明朝法典《大明律》之中，对贪官污吏的惩戒措施可以说是历朝历代之中最为严苛的，但朱元璋却仍嫌不过瘾，干脆亲自编写了法律效力高于《大明律》的《大诰》，其中规定贪污满六十两白银即须斩首，到了后来，这朱元璋干脆觉得光砍头还是太轻，对后来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也便别出心裁的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新潮的反贪方法，具体实施方式就是把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将人皮以稻草、石灰填充后放置于此人生前为官的公堂之上，说白了就是将贪官污吏做成“标本”，以供继任者瞻仰缅怀。

    而襄阳府这个赵金舟，便有幸成为了湖北“剥皮实草”第一人，当赵金舟的“标本”被摆在公堂之上以后，立即引来了大批的老百姓争相瞻仰，说实在的，这个赵金舟生前并没干过什么过分的事，有几件冤案审的也挺漂亮的，在老百姓之间名声还算说得过去，贪污也没贪多少，一千两而已，比起朝中那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两的贪污案而言，的确连“小巫”都算不上，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朝廷给的俸禄实在是太少了*，堂堂知府大员，当朝正五品，闺女出嫁连点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来，丢人啊，无奈之下也只能铤而走险小贪一笔，没想到正赶上朱元璋处斩胡惟庸，顺带手严打贪污**，也便在风口浪尖上被抓了个现行。

    当爹的因为自己的婚事被人做成了标本放在衙门里展览，当闺女的自然也活不下去了，在赵金舟被押到“皮场庙”剥皮的当天，赵金舟的闺女赵翠儿便在家中悬梁自尽，与其同时自尽的还有一个叫“小芸”的贴身丫鬟，此外，赵金舟的媳妇宋氏因为丈夫贪污而受到了牵连，被判杖责八十，回家后没扛几天也挂了，赵金舟的老母因受不了家破人亡的打击，在儿媳妇挨完板子的当夜便心肌梗死一命呜呼了，此外、赵府的账房、管事受到株连者一共三人，悉数都被处斩，说白了，对于这件案子，就连朱元璋本人也感觉有点过意不去，贪了一千两银子就被灭门了，谋反也不过如此啊，不过没办法，如此坚决的反贪行动，目的就是杀鸡给猴看，谁让你个二百五命苦正好赶上呢。

    一千两白银，八条人命，外加一个标本，这便是赵金舟出名的原因，赵金舟案之后，整个湖北果然呈现出了一派清正廉明的全新气象，不少蠢蠢欲动或是已经有所贪贿的官员一律是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回头是岸的廉政之路，这也算是赵同志当官以来对于社会的最大贡献吧。

    因为家人悉数死尽，又没有亲戚愿意出头为这个被展览的哥们料理后事，赵家一家八口的尸首便被府衙的官差悉数埋在了襄阳城外一处名为“龙虎岗”的乱葬岗，八口薄皮棺材埋一个坑，为了图省事也没立坟头，最后还专门插了个“八贼冢”的木牌以警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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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

    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统称。

    明朝官员的俸禄：大明洪武年间，正五品官，岁禄只有192石，仅相当于唐代同职官员俸禄的20%－30%。朱元璋起事之前曾当过三年的乞丐，比起严苛的作风，其抠门程度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即便是当朝一品大员，全年的俸禄也仅为1044石，折成现银也就300两左右，仅与清朝乾隆时期“知州”的收入水平相当。

《》之建文谜踪 第二十八章 游方道人

    第二十八章游方道人

    为赵金舟实施“剥皮实草”手术的人是一个叫张孟诚的仵作，因为没有任何实操经验加之缺乏相关的技术资料，导致此次“剥皮实草”并不算成功，首先是稻草与石灰的比例严重失调，过量的石灰令标本表皮脱水严重，导致后背、腹部的缝合处开裂、脱线情况严重，到最后干脆连面部都出现了严重的开裂，放在公堂之上实在是有碍观瞻，恰逢此时衙门又传来消息，说朝廷派来的监察史要亲自瞻仰湖北第一“剥皮实草”照顾对象——赵金舟同志的遗容，这可着实愁坏了张孟诚，平心而论，对于赵金舟的“剥皮实草”手术是失败的，至少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此时的赵金舟俨然已经面目全非了，甚至说除了有个人的轮廓以外，基本上看不出是个人，万一要是监察史大人不满意，自己这饭碗还要不要了？

    想到这，这张孟诚干脆想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猫盖屎”办法来解决恼人的“开裂”问题，便是往“尸皮”表面淋水，之后再涂以牛油保湿，希望借此暂时缓解“尸皮”的脱水开裂，先把监察史糊弄过去再说。(www.lu5.com)

    “淋水？”听到这，张国忠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对劲，茅山术认为，尸身不全乃是导致魂魄怨气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砍头斩首，最后肯定是要把罪犯的身首还原再葬，否则就容易闹出祸患，此乃千百年来刽子手行业不成文的规矩，而这朱元璋一不精阴阳二不通道术，只不过是拍脑门子想出“剥皮”这么一招，本就容易滋灾酿祸，恰巧碰上这个吃凉不管酸的仵作还火上浇油往尸身上淋水，赵金舟惨遭横祸尸身不全本就怨气冲天，而水又主阴，以阴化怨，这不是找倒霉么？

    “恩，当时是没事，赵金舟的尸首摆在衙门，一摆就是二十年，衙门本就是聚煞之所，以煞镇怨，故得平安……”晨光道长摇了摇头，“不过不要忘了，衙门本是资政治事的地方，怎么可能总把尸体摆在公堂之上呢？”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朱元璋驾崩，惠宗朱允炆登基并钦定改元年号为“建文”，一个洪武，一个建文，从年号便不难看出，比起太祖朱元璋“乱世用重典”的一刀切策略，朱允炆的执政方针似乎更偏重于“以德服人”。

    果不其然，朱允炆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将那些摆在衙门中展览的“贪官标本”都找地方弄走，原因是其年少时虽曾随按察使刘影章在民间见过这种源于“剥皮实草”的贪官标本，说实话，实在是太恶心人了，以至于即位后啥都没干呢便先想着撤掉这些标本，建文么，顾名思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斯文的政府、斯文的朝廷，斯文的朝廷怎么能把这么恶心的东西到处乱放呢？

    在处理赵金舟的“尸皮”时，负责此事的一个推官本是吩咐衙役将其埋回那个“八贼冢”，可是时隔二十多年，加之当初挖“八贼冢”的时候图省事儿也没立坟头，只是立了个木牌子，此时早就寻之不见了，摊上这事的衙役本就嫌晦气，便就地挖了个坑，随随便便把“尸皮”埋在了龙虎岗的外围，结果当天晚上，埋尸皮的三个衙役连带负责赶车的车老板悉数猝死，经仵作验尸，此四人的死因如出一辙皆为心疼病猝发，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心肌梗死，一时间街头巷尾自然是风言风语四起，说是赵金舟冤魂不散恶鬼索命，当时的知府雷钟礼也曾经请过一帮和尚老道诵经做法，不过说句实话，这种漫无目的的诵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稍懂道法的人就不难看出，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最应当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尽快找到八坟冢的所在地，挖出赵金舟的尸身去与其尸皮合葬，先行超度后再与之亲属并葬，之后再行超度，以“尸找皮”的顺序方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平息恶鬼的怨气从而进一步超度做法，但知府雷钟礼找僧道诵经做法的初衷仅仅是息事宁人稳定民心，至于什么怨气不怨气、恶鬼不恶鬼的，你再能闹也只不过是在龙虎岗闹，关我鸟事？

    当时也曾有过几个做法的道士提醒雷钟礼，光这么念经等同于浪费纳税人的钱，想除根治本必须要寻尸超度，但却被雷钟礼误会为这几个道士想夸大事实多挣钱，还差点因此动刑，其他僧道一见这阵势，便也只好象征性的做完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法事拿钱走人，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超度时期，为后世的祸患埋下了伏笔。

    光阴似箭，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建文三年（1402年），朱棣率兵攻入应天府，惠宗皇帝朱允炆失踪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了大江南北，对于这件事，老百姓听说归听说，感觉上却是麻木的很，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和乡下人家兄弟闹分家打架没什么区别，都是你老朱家的江山，谁当皇帝关我鸟事？一时间除了几个贤臣贞官曾为朱允炆鸣过几声不平，还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悉数处置之外，便没再掀起什么波澜。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新官换一群。这一年，知府雷钟礼告病还乡，新任知府张文庸到任襄阳，有意换掉通判*李光，本来新官上任，提拔亲信、收招旧部这些动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换做旁人，换了也就换了，胳膊毕竟拗不过大腿，但作为李光而言却决不能被换掉，首先，通判是个肥差，油水足的很，其次，在任多年间，由其是自朱允炆继位实行宽松政策、朝廷反贪力度大幅削减之后，这李光连贪污带受贿正经捞了不少，受贿的钱也便罢了，但贪污的银钱早已是冰冻三尺，好几年的聚沙成塔，这个大窟窿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堵上的，一旦自己被换掉，这天大的亏空瞬间便会大白天下，虽说此时的律法比起洪武年已经宽松了不少，但砍两次脑袋基本上也够了，屡次向张文庸献媚未果后，这李光便起了杀心，想趁着张文庸尚未对自己动手之际想办法将其除掉。

    说实在的，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李光来说，定一个杀人的目标并不难，关键在于实施，张文庸可是朝廷命官，想雇佣一般的强盗响马去行刺吧，风险实在太大，一旦刺客被抓住把自己咬出来可就是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