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了初一,就有十五,没办法,几天后贡端公司向滨江市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本公司更名的报告》,将贡端公司更名为“万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天辉任董事长,阎守东为副董事长。
新万隆公司注册资金是1600万元人民币。阎守东提出:任天辉占1000万元,他占600万元。任天辉当即反对:“咱们当初不是说好只是借你名义,不占股份的么?这样就占股份了!”阎守东说:“你呀,心眼儿太小,气量也不大——我能占你的股份吗?话是那么说,可你要真是借我名义而没我股份,还算什么中外合资企业啊?这是办手续需要。”
对于阎守东的说法,任天辉心里明镜似的。
但事已至此,只好默认。
万隆公司股东名单上首次表明:任天辉出资1000万元,占69.5%;阎守东出资600万元,占31.5%。然而,本来是从贡端公司更名而来的万隆公司正式注册时却变成了全新的公司,同时,阎守东的股金和股份也从600万元的31.5%上升为750万元的43%,而任天辉的股份则从1000万元的69.5%下降为850万元的57%。
任天辉说:“公司总经理丁洪武做了手脚。”
眼见得自己亲手创办的偌大一个公司,在短短一个月内即发生了这样意想不到的变化,任天辉心里感觉如梗在喉,非常不痛快,但事情的发展至此已经远非他一个人所能掌控,再说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认为大数已经让了,小数也就不必计较了,只求以此来换取日后平安。
…………
…………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滨江华龙商厦主体竣工,势头非常好。隆重的剪彩典礼后罗守道亲自出面又提出,任天辉应该再出让7%的股份,双方股份各占50%。到了这时,在滨江一向以精明活跃的企业家和政坛斗士闻名的任天辉,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欺压,他认为,罗守道父子没有投入一分钱,却要占50%股份,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同意。
那天,任天辉、阎守东和滨江市一名官员正在办公室开会,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突然闯入并殴打万隆公司副总经理孙海朋,造成孙海朋当场昏死,无人敢靠前的局面。任天辉赶过去制止时打手们指着任天辉说:“如果不答应阎哥的意思,他就是你的下场!”
阎守东就在旁边看着,面无表情。
何去何从?任天辉脸色煞白,感到孤立无援。
110警车来了又走了。报警或立案都成问题。即使立了案,指挥办案的还是罗本强。
他突然觉得只有先避开锋芒,再想办法,然而刚走出办公室,罗本强突然驾到,用两辆警车堵住路,用枪指着任天辉骂道:“妈的,你要是让我爸爸不高兴,就不要在滨江混了!”
任天辉惊愕片刻,实在是惹不起他们,只能答应。
当天,万隆公司就调整了注册资本金,阎守东注册资本金从750万元调整为80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50%;而任天辉的股份再次下降,从850万元下降为800万元。
不出半年,由于为任天辉开车的赵吉林(赵小鬼儿)在省代表会议期间散发举报信,罗守道书记认定是这个代表任天辉背后指使,随后事情越弄越大,任天辉的董事长职务也丢了,赵小鬼儿几次三番受到打击,引起北京新闻媒体的关注和连续报道,以致迅速发展成阎家父子与媒体对簿公堂最后败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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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九章、水下大鳄
就目前情况看,这个事件背后的牵涉面很广、牵扯到的人员也很复杂,这是肖子鑫、史副厅长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听取有关方面汇报得到的初步结论。
“事件的进展,现在还不明朗,我的意见是要分三条线进行。”
肖子鑫由于省公安厅工作、去京城开会和参加省委省政府会议,此间来回奔波,在这一重大事件的领导和有关专案组成员的分析研究会上,肖子鑫指示下面具体办案的人员说。
“一、要紧紧抓住赵小鬼儿那条线,不能放松,看看他背后究竟都干了什么,是不是有任天辉在背后指使,或干脆就是任天辉买凶杀人。虽然这个人作案的证据不足,但此人有重大嫌疑不能排除。这条线要做的就是迅速查清案发前后他的一举一动,要有证人,要有证据。如果可以确认,那么就一定要形成强大的证据链,锁定他。如果排除,也要拿出令人信服的东西说话。”
“二、任天辉有重大嫌疑,但此人是代表,我们轻易不能拘留他,不过可以侧面接触他,一旦事实清楚,省厅和市局可以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
“三、就是那个罗书记的前任秘书问题……”
“这个人……”肖子鑫点燃香烟抽了几口,感觉此人令人捉摸不定,根据各方面近期调查到的种种情况分析,此人的嫌疑更大,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又令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导都不太敢相信杀害灭门罗书记一家的凶手会是他,或者说他会参与其中。“我的感觉,能做下这么重大案子的人,除了能力,还要有相当的智力和能够接触被害人的条件,三者缺一不可。所以,我的意见是,专家组同志要花大力气在这个人身上要答案!”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纷纷点头,包括史副厅长,也十分赞同这一分析和意见。
“肖厅长刚才说的几条意见,我认为非常中肯,到位,希望各位按照省厅的部署,统一思想,扎下去,做好工作,争取尽快破获此案!”
大家各自发表了看法和一些与案件有关的想法,会议快结束时,肖子鑫特别提到了一个人,也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人,此人就是罗守道的儿子罗本强。
“内部同志,要控制好,不要在这个敏感时期,因为种种原因和个人感情用事,再闹出什么大乱子,我们——还有省市领导再也无法承受这些东西了。”
肖子鑫的话尽管说得比较委婉,然而在座的公安局长、副局长还有市有关方面领导,心里都明镜似的,都知道他说的是谁。
是的,这次重大突发件,不仅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和当地群众没有想到,就连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的儿子——市公安局分管刑事侦查的罗本强也更是没有料到!此人之前在全市又是以极其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各个场合,脾气也火爆得很,从上述一些方面的情况汇报,已经让肖子鑫和史副厅长他们心里难免感到一些隐隐约约的担心。
所以,这些指示给人印象深刻,刘国权局长也代表公安局作了保证,此次会议就没有让罗本强参加,而是安排人陪护着他,怕他做出什么事情来。
同时,大家也都提出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罗书记的那个司机。
“此人基本可以排除了。”
肖子鑫说,询问了身边的几位同志,他们也都是这个意见,在侦查重大案件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上,其实尽快甄别、排除一些重大犯罪嫌疑人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力量,主攻更是重要的犯罪嫌疑人,一步一步,逼近和最后找到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
…………
…………
对任天辉的讯问,包括刑警支队长刘海洋在内的所有人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没有从中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另一方面,他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近于天方夜谭的故事。案情没有任何推进,没有人知道背后到底藏着些什么。任天辉对罗守道及其家人突遭如此横祸远比警方还要吃惊——他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与己无关。
经过调查核实,47小时之后他即被彻底排除重大嫌疑。
省厅专家组的到来,对罗本强的情绪控制产生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家里的后事处理,筹备治丧委员会,准备葬礼,清点22号别墅有无被抢-劫的财物等等,牵扯了他的许多精力,即使他弟弟阎守东从美国回来后也如此,暂时他们还没有时间干别的。
否则,有人担心他真的会失控,发生意外。专家组由一名副厅长带队,听完汇报后又亲临现场办公,基本确认非政治谋杀。电话向厅领导和公-安-部汇报后,让局里把罗本强副局长请进市宾馆跟他谈了话,希望他冷静,节哀顺变,以大局为重,一切以组织原则和党性原则为准,不要主观义气用事,做出让省厅不愿意看到的什么事情来……
罗本强黯然神伤,默默无言。
现在,任天辉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保护并未解除。但是,要排除前市委秘书程贵阳的重大嫌疑就不那样简单了,47小时之内,人虽说已经找到,不过调查核实的情况并非完全跟他所讲的时间、地点、证人证言及过程那么合情合理。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点,不管刘海洋怎样询问,他始终不告诉警方那天跟他一起到紫花池山庄的“朋友”是谁,更不承认赵小鬼儿就是那个跟他一起到过罗守道书记别墅的人。
他从此掉进了噩梦的深渊。
同时,警方似乎也并不好过,没有因为程贵阳这样快浮出水面且被控制而轻松。面对省委、公-安-部和市委、省厅专家组、罗本强及其他被害人家属——还有网上无形的巨大压力,刘海洋不敢随意放掉自己已经控制的犯罪嫌疑人,哪怕是证据不足的市委秘书程贵阳。只能顶着压力加大寻找支持自己主张的力度,并非哪边闹得凶往哪边靠一点那种。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刘海洋终于通过各种手段,找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而这一突破口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之一:程贵阳!
他咬牙切齿,决定带人立即前往搜查!
搜查地点是一处装饰豪华尚未开业的韩国料理店。在滨江市红旗西路的繁华地段,街道方圆约15米的范围被拉上了黄色警戒胶带;警方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一切车辆和行人均被禁止在这一路段通行。
搜查的刑警中有许多搜查老手,有的称得上是警方“搜查专家”。店内到处飘溢着一种淡淡的甲醛味道。张铁山他们奉命赶赴这家卷闸门紧闭的料理店进行搜查时,就已经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程贵阳沉默寡言,模样英俊不俗,头发乌黑,衣着讲究,一双眼睛深嵌在眼窝里,除了双眼不时扫视现场外,纹丝不动。
过去每有大案要案发生,刘海洋跟随局长去市委汇报时多次见过这个外表不苟言笑的人,但没有深入接触。这次在这种特殊场合下见面,刘海洋不动声色,程贵阳也未见惊慌,刑警们清楚嫌疑人的脑袋系在搜查的结果上。
同时,这一行动成功与否不仅决定罗书记灭门案的侦破成败,也必将影响刑警支队长的个人命运。
所以,搜查中全都捏着一把汗,非常认真仔细,不放过任何一处地方,任何一件物品,只差没把这间料理店翻个底朝天。负责搜查的是刘海洋。这位滨江市刑警支队长身材中等,骨架粗壮,花白的头发理成平板,看上去有点儿背时。
他不时地挪动身体,好像正与想像中的对手进行智能比赛。他年轻时候的确争强好胜,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材上至今有他经手的经典案例,但他从未为此感到过骄傲。好多年过去了,但究竟什么是高智能犯罪,他自称还是一知半解,得从头学起呢。
那个下午,刘海洋面临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事实上,支队长的内心跟部下有着一样的困惑:市委秘书?重大犯罪嫌疑人?为什么?可能么?无论社会政治身份还是现实生活条件,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理由干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件来?何况他一直与被害者全家关系密切?
这些疑惑时时冲击并可能动摇着支队长的决心。许多人在刘海洋身边等着决定。当刘海洋打电话给局长刘国权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影响、道德观念和拘留搜查本身,还有纯职业的问题。
外围千名警察全部被动员起来参加一线摸排时,下属给他带来了新消息,包括事发当日出入紫花池山庄的所有人员、车辆和录像检查核对结果。正是这艰难的四十七小时之内,意想不到的重大线索几乎同时指向一个人,一个不可能的人,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人。
刘海洋明白了:他这个支队长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要把这个叫程贵阳的市委秘书洗清很难,而把此人变成重大犯罪嫌疑人,需要判断、调查、证据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抉择。
内部为数不多的几个支队领导和一些人争吵得非常厉害。他可以怀疑一切人,然而他没有权力不用证据说话,必须把这个迫在眉捷的问题变成让警方感到骄傲的证据。
几个小组被迅速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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