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男工的，但为遮人耳目，后来柳云的弟弟柳军成为这支奇怪的出国队伍中唯一的男性。

    处理完这些事务离开江川县后，于涛回到东阳的家里呆了三个月，在启程回南非时，他身边多了三个从桃花市外事服务中心招来的陈倩、栾小敏和郑美花。

    不过，那时陈倩、栾小敏还没有成为身份“特殊”的女人，也没有成为于涛的帮凶。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过年了，天很冷，雪花绕着树梢的脑袋嗡嗡地叫，已经交钱报名的女人们一边忙年，一边惦记着出国的事情，心情越悬越高。

    快到尽头时，签证下来了。这期间，有的女人把已交的钱要回去了，退出了竞争。

    在县城，柳云请英语老师给看出是旅游签证的事，让葛学玲担心，一个女人，尤其是农村老百姓，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她明白自己是输不起的，经不起蚕食鲸吞，没有任何能力跟任何人或事物抗争，要是真的上当受骗，也只能看别人怎么办，她再怎么办。

    如果没有后来跟政协外事办签订的补充协定，说不定她也会像其他已经报了名的女人一样及时退出，不会来南非。

    还有一个女人，家里很穷，兄弟姊妹六个，她是老二。从小到大，一直渴望过上富裕的生活，却命运多舛，结婚生子后，日子变得越来越看不到光亮。

    快四十岁时，一天下午，一个同村姐妹到她家来，找她说话。

    姐妹说，县上正在招收去南非打工的人员，当超市售货员和酒店勤杂工，管吃管住，一个月能挣六百到一千美金，你去不去？

    一个美金是多少，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她们并不清楚，但电视上好像看到过相关知识，知道肯定比人民币值钱，很认真地在纸上运算很久，认为这是一个让人心跳的好消息。

    当天晚上，她们就往县上赶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那个姐妹后来没凑够钱，她凑够了，于是跟着这些女人来到了南非。

    难道不幸运么？

    在她们老辈居住至今的那片东北深山密林里，那个以抗联而闻名于世的贫困老区，解放几十年来，贫穷落后依然压得她们抬不起头。

    改革开放以后，全县渴望出国打工的人不计其数，努力的结果，有的人出去了，发财了，家里盖起了新房，有了闲钱，过起了好日子。

    也有的人，一去不复返，死在了国外。这次，最后是她们这十几个女人来到了这里，虽说干什么工作还未定，可美金总会到来的。

    只是她们不知道，天朝人无论交朋友做生意消仇化怨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冠冕堂皇的吹嘘、吃喝、欺蒙和拉拢，骗子更是如此，却没有想到设阴谋施毒计杀(伤)人越货——包括背后做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工作”常常也在酒桌上进行，许多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在这其中与时俱进，如今更是花样翻新，这样的伎俩使一些本可信任的部门在诱惑面前解除了武装，开放了一道道关口，受骗上当的这些女人们，自然而然成为名正言顺的牺牲品。

    3月10日，江川县政协领导离开南非回国。

    随之，噩梦便降临在了留下的十几名天朝女人头上。事实上就在于涛开车去机场送章主席回国的那天上午，按照于涛事先的指使，姜天军将所有女人集中到别墅一楼开了个会。

    会议内容是正处于兴奋中的女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姜天军宣布，从当天开始，结束“军训”，准备对她们这些新员工进行速成按摩培训。

    “按摩培训？”

    女人们开始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虽然生活在信息相对落后闭塞的山区，但一些耳熟能详的名词她们还是知道其含义的——比如“按摩”之类。

    在这些农村女人的印象中，这个字眼跟色-情差不多，是下贱女人干的勾当。

    “别说话，”赵铁成警告大家，“听总经理把话说完！”

    果然，姜天军接下来的话让这些身为母亲的女人们心跳加速。姜天军宣布：“我们不开酒店，于董事长招你们是来挣大钱的，就是让你们为各国有钱人提供服务，搞‘特服’！明白不？”

    有人问：“啥是特服呀？”

    姜天军：“就是为客人提供性服务！”

    “性……？？？？”

    “操Ｂ！你不懂啊？”

    此言一出，犹如晴天霹雳。

    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一下子全都惊愕地愣在那里——她们被明白无误地告之，为那些有钱人提供性服务就是她们即将要开始的“工作”，所谓“按摩”和“速成”培训，当然不是指xj本身，对于她们这些有婚史、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速成的内涵主要是强化和提高“服务”质量。

    这与当初在国内于涛的承诺相差悬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于涛答应一到南非就为她们办理正式的工作签证，工作性质也保证严格按照双方在《用工合同》上签订的做酒店服务员。

    谁也没有想到，正当她们以为就要进入正式工作的门栏时，总经理姜天军会突然向她们宣布了这样的工作性质，从而彻底改变和击碎了合同中规定的一切。

    怎么会这样？！

    女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出于无奈和惧怕，半天没人敢出声。直到这时，这些来自穷乡僻壤、没见过任何世面的乡镇女人才明白上当受骗了。

    她们做梦也没想到堂而皇之的“于董事长”招她们来南非要干的竟是这种见不得人的“工作”。

    这时再回想起家乡时的一幕幕和一下飞机护照、返程机票就都被强行收走的怪事，还有公司对她们严格管理的一系列反常事情，回过味来的女人们大多数人都气哭了。

    但此时此刻，能为她们作主的人已经在万米高空返回天朝，她们想离开或逃走根本不可能了。

    有人小声说：“我不干。”

    “我也不干，谁爱干谁干，反正我不干。”

    说完，都红了眼圈，都说不干。

    她们既没有解释反对这种工作的理由，也没有说明这种情况下将延续多长时间。柳云不敢向姐妹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她同其他女人一样，大家都怕老板，更怕姜天军。

    不过，这些消息在这所突然变得死气沉沉、即将开业的别墅里传开后，十几位被剥夺外出权力的天朝女人都感到自己简直成了囚犯。

    更重要的是，这个意外消息促成了她们之间的团结。

    到南非前，这些女人并不认识这个姜天军，下飞机那天于涛介绍说这个人是公司“总经理”，大家就对他挺尊敬。

    现在，他的嘴脸一下子变得有点儿让人不敢相信。姜天军瞪着眼睛，宣布散会，让她们上楼讨论一下，想一下，干还是不干。干，对大家都有好处，不干，后果自负。

    大家吓得不敢吭声，他的形象也在女人们心中彻底坍塌。拒绝，是她们的本能，也是内心桓守的一种道德观念。

    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南非，出国劳务虽然为挣钱，但她们这些老实本份、有家有业、有过婚史的女人一心一意想的是靠辛苦工作赚钱，从来没有人想过要靠出卖肉体干那些肮脏的事。

    对这一突然变故，后来在警方调查询问的时候女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像一棵树上发出来的枝条一样，她们认为总经理姜天军不过是一条凶恶的狗，董事长于涛才是最可怕的人。

    事实正是如此。于涛表面的儒雅之气和不动声色，隐藏的是一种策划已久的阴谋和狠毒的意志。

    也许，早在家乡对她们点头微笑的时候，他已经觊觎准备利用这些女人们登上他在南非“经商”的新高度——开办“酒店”、“俱乐部”(即地下妓院)。

    而且，还应当注意下列事实：这件事，于涛从南非到国内前后运作了几个月，江边市对外友协秘书长刘祥、江川县外事服务中心和政协到底是否就知道这个谜底？

    没有人明白。

    没有任何经验和反抗能力的十几个女人很快陷入了困境，几天来的兴奋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思维进入了半停顿半恐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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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零五章、女人女人

    有权跟陈倩出去买东西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栾小敏。

    在姜天军为她们制定的花名册上，最先出现(以时间先后为序)就是这两个人。她俩以对老板柔顺和听话出名。

    据其他同她们一起干活的人说，每天晚上，妓院一开门，陈倩、栾小敏总是第一个下楼，接受领导——有时是于涛，有时是姜天军，反正他们都是主人——的检查。

    要是被老板挑出了毛病——指甲没有修整齐呀，头发上的蝴蝶结同裙形的颜色不协调呀，卫生防护用品没有及时发放呀——等等，她俩总是毫无怨言地上楼下楼奔忙，去认真改正。

    当然，后来妓院被封后，有了最受罪、最艰苦、最没意思的活儿，比如在警察局被关进监狱前以及跟其他受害姐妹在一起接受调查等等，也总是由她们承担责骂。

    陈倩也以两面派和告密者的身份著称。她虽然也是受害者之一，但同时她又协助管理其他受害姐妹。

    每晚为老板接客、记帐、收钱和发放卫生用品忙前忙后。有两件事情，奠定了她的这些称号的基础。

    其一是：客人上门，挑选好合意的女人一起进入房间后，不知出于好奇心，还是闲极无聊，她总会情不自禁猫儿一样蹑手蹑脚凑到窗下听风偷看，监视他们如何交易，服务的姐妹有无接受客人的馈赠或兰特。

    如果有，客人走后，不用老板询问，她就会主动出来干涉，勒令那位姐妹退出赃物。

    于涛有规定，凡有此种情况，要处当事人一定罚金，闹得有人好几个月才能还清。

    其二是：偶尔姜x艳或赵铁成不在时，陈倩负责给姐妹们发牌子，有时候她耍个小花招，先给姐妹们多发牌子，然后再同她们分赃。

    她耍这种花招，可惜并未管用，原因是刚刚开始这样干，姐妹们就造了反，随后逃之夭夭，东窗事发。

    陈倩、栾小敏除了听话和告密以外，没有别的长处。长得也不讨人喜欢。老是伤风——柳云和姐妹背后说她们擤鼻子好像吹喇叭。

    穿得像个花匠。只有喝醉了的男人，或者在酒厅昏暗的灯光下丧失了辨别能力的人，才会要她们。

    据说，栾小敏或陈倩跟客人聊天时，老是唉声叹气地说些扫兴话——她们的口头禅都是“我命苦”。

    几天几夜不停奔波在前往南非的路途上时，女人们兴奋紧张得连想家都顾不上，心情一旦松弛下来，离家仅仅不到一周的柳云、柳军姐弟和葛学玲、徐爱敏、裴兰花、陈玉镯、郑贞子、李小丽、刘满月、程美丽等思家情绪陡增。

    现在姜天军宣布的那些事让她们好像被疟蚊叮咬后得了疟疾的病号一样，回到楼上躺在床上时，有气无力，更引发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恐惧。

    离开了丈夫孩子的女人在异国他乡一下子变得如此的脆弱和无助，三四十岁的女人们也只会在床上暗暗流淌眼泪，这眼泪与其说是精神打击带来的痛苦，还不如说是心灵深处受到伤害更为准确。

    夜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有的失声痛哭，有的默默无语，有的悄悄擦泪。虽说她们暂时还不必接客，然而白天的会议内容让女人们越想越悲哀，既惊又怕。

    要不了多久，她们的命运就会彻底改变，就连她们中唯一的男人柳军也不知如何是好，个个成了惊弓之鸟。

    一会儿，大家又被叫到楼下开会，看到女人们这个样子，反倒激起了姜天军的信念，使他越发以统治者之材自负。

    他是按具体而“宏大”的奋斗目标来策划、参与此事的。比方说，来南非之前，在国内他就成为于涛的铁杆盟友，于涛聘他为总经理，给他免费办理了出国签证，并答应“俱乐部”(地下妓院)运作起来后给他10％的利润，给赵铁成每月2000兰特报酬等等。

    而且，他还热衷于证明这样一种理论：既然他在某一点上能够得到于涛的倚重，那么，只要上帝给他机会，他也能在其他方面大有作为。

    现在，他希望用对女人们痛苦最小的恳谈方式来完成这一切。目的是向她们指出，她们别无选择，已经交纳的出国费用跟尽快进入角色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当务之急是付出更多的“服务”，得到更大的回报。

    姜天军说：“你们既然出来了，赚不到钱也不能回家，而且在南非做这事儿也没人知道。”

    但是这些淳朴善良的女人在短暂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