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你东宫官也做不好？”崇祯忍不住问道，甚至失去了政治敏感性：法理上的东宫官只是一小撮皇太子的私人助理罢了。所有的地方官都是朝廷命官。

    “知易行难，非十数年难尽其功。”朱慈烺道：“父皇，咱们别跑偏。重点还是说说银子的事。”

    “对对，刚才说到百姓手里没有银子。快想想，如何让百姓有银子用，朝廷又能征得上税！”

    ——你当我什么都懂么？我也是要私下准备很久才能在您面前侃侃而谈装得无所不知啊！

    “父皇，”朱慈烺笑道，“咱们要说的是，张家口到底有多少银子。”

    崇祯没有得到自己要的答案，但对这个问题也的确很有兴趣。

    “现在抄到的现银只是第一批，两千五百万两。因为官兵不是土匪，更不是东虏，不可能有屠杀抄家，或是斗米买命之类的暴虐之行，所以周遇吉也需要时日慢慢办事。”朱慈烺道：“根据目前推测，整个张家口，叁仟伍佰万两银子是应该有的。”

    朱慈烺只想到晋商如今没有取得皇商地位，也就没有原历史时空中独霸长芦、河东两个大盐场，也没有垄断乌苏里、绥芬等地的山参市场，所以家产或许不如原历史时空中那么丰厚。

    然而朱慈烺却忽略了一点，在乾隆过河拆桥抄没张家口之后，晋商仍旧手握巨资，以至于在晚清时控制了一亿两以上的白银流转。而且范氏在康熙平准噶尔部叛乱时，负责转运粮草，价格只是清廷官方转运的三分之一，为国库省下了数亿白银，但自己蒙受了极大损失。

    从这上面也能看到范氏的底气，竟然能以一家之力负担起灭国之战的后勤转运任务。

    五月二十五日，朱慈烺拿到了周遇吉送来的最终收获报表，整个张家口被拆成了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却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此番光复张家口之战，擒拿通虏之家三十三户，首恶皆以正法，余从家眷皆分发教坊司、苦役营。收缴赃款……”朱慈烺读到此处，故意停了停。

    崇祯的双眼迸发出灼热的目光，仿佛要将儿子融化一般。

    “赃款现银肆仟又肆佰万两！”

    崇祯登时头晕目眩，幸福得几乎就要昏阙过去。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在张家口！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归我所有！

    ——祖宗立国以来，谁见过这么大笔银子！

    ——慢着，一群商人就能有这么多银子，这大明到底是谁的天下？

    崇祯猛然间从云端跌入了深渊，张口结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第489章 祸乱初平事休息（12）

    在职场中，最基层的办事员需要知识；中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和阅历；高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阅历、人脉；达到了合伙人、老板的位置，这些要素就全部都要为思想让步。

    思想的来源就是思考。

    大明到底是谁的大明，作为皇帝、皇太子这样的老板、合伙人，到底该如何引领这个庞大的帝国，如何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策略。

    这些绝不是靠书本知识和年资阅历就能解决的问题。

    崇祯对知识的渴求在整个中国历史都排得上号，十七年的皇帝职业也给他积累了一定的阅历和见识，起码现在对于党争更加敏感了。然而关于帝国、皇帝、天下四方……这些务虚问题上的思考，崇祯还停留在最低级的阶段：人云亦云。

    圣人云，则亦云。

    圣人说天子当胸怀天下，为万民君长，长养百姓，视百姓如赤子。所以崇祯也只是在脑中一遍遍重复，从未再深一步去思考：百姓到底分了几种，各类百姓之间如何平衡。一碗水端平，有人渴死有人呛死，雨露雷霆到底该如何分配……

    这回的四千四百万两赃款打开了崇祯思考的大门，让崇祯发现自己面对天下事竟然如此陌生。曾经只知道没银子的日子难过，现在真有这么多银子，却发现自己竟然不会用！

    当年九百多万辽饷砸下去，连个水花都没有，最后吴襄竟然说只有三千精锐能够勤王，而且还得先拿百多万的军饷出来。

    这四千四百万的银子，该怎么用？

    “这些银子，你可有甚想法？”崇祯问道。

    “儿臣已经与阁部商议了主意，准备用这笔银子开办一家银行。”朱慈烺道。

    “银行？”

    “是发行宝钞的衙署。”朱慈烺道：“其位与户部持平，又独立行事。”

    “宝钞一向是户部发行，为何要独立出来？”崇祯问道。

    “因为宝钞这个名字不能用了。”朱慈烺叹了口气。

    大明的宝钞几乎与后世的金圆券齐名，简直遗臭万年。

    太祖高皇帝当年沿用宋、元制度，以为宝钞可以节省人力和金属货币，却根本不知道纸币诞生本意是解决流通不便、以及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的问题，进而错误地认为通行宝钞就是一座挖不尽的金银矿。

    大明通行宝钞作为一种不可兑换纸币，本身不能换成真金白银，靠的是官府权威和信用。而官府竟然不许百姓以宝钞纳税，一定要缴交实物，这简直是要将宝钞推向绝路。

    更绝的是，残旧宝钞要兑换新钞另要加钱，就连纸币替代天然货币减免自然损耗的功能都剥夺了。

    光是如此还不能说明国初的“经济掌舵人”的花样作死。为了保证宝钞的地位，朝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禁止白银流通，直到嘉靖之后大量白银涌入才渐渐解禁。这就导致了市场一边需要宝钞，一边宝钞又因为信用不足而持续贬值。

    如此种种原因相叠加，宝钞除了作为一种货币符号，在宫中也指代帝室用的手纸。

    估计百姓们也这么看。

    天启年间就有人提出重新发行宝钞，以解决国库不足用的问题。崇祯十六年，蒋臣在国家最为难的时候旧事重提，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升为司务，参与宝钞发行事宜。只是很快就迎来了甲申国变，连制造宝钞的木材都没买到就流产了。

    崇祯帝听皇太子有意要发行宝钞，很是奇怪：“既然已经有了银子，为什么还要发行宝钞？”

    当然是赚取利息！

    朱慈烺本身不是金融、经济专业出身，对于货币市场的了解只能算是小瓶子水晃荡。但他知道一点，铸造银币、金币就是为了掺入其他廉价金属，博取面额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孳息。比如用半两的白银掺上铅，铸造出来的银币上写着“一两”，当做一两白银流通，朝廷就赚了去除成本之后的银子。

    这种小聪明很早就为古人所用，王莽将之做到了极致，小小一枚铜钱上可以当五、当十地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被史家冠以剥削百姓的恶名。

    纸币比金银币成本更低，所以本身能取得的孳息也就更高。薄薄一张纸，你说它能当一百两银子用，它就是一百两银子。傻子都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甚至是几乎近于无本买卖的大好事。

    关键是得有人信。

    “为了日后溢出本金发行，首先得建立信用。若要建立信用，无疑是用真金白银换钞票最有说服力。”朱慈烺道：“给百姓一两银子的钞票，就要让他能够切实换到一两银子，而且还要真正让他相信钞票能够当银子用！如此过个十多年，百姓觉得钞票和银子没区别了，自然就会使用钞票。”

    “如果百姓拿了钞票就换成白银，最后国库里岂不是只有一堆废纸？”崇祯大为不解。

    “所以重点还要流通。”朱慈烺道。

    这回张家口抄到的银子并非奸商的所有资产。因为东虏逃窜之前，已经将大量货物出售给他们，真正带走的是白银、粮食、布帛等日用品。周遇吉抄到的白银，只是奸商为了购买夏粮的留存款，还有很大一部分古董、文玩、家私都在仓库里堆着。

    “儿臣以为，可以去江淮、湖广一带采购粮食、棉布，令其运至张家口囤积。商人势必不愿空车而回，正好将缴获的赃物库存低价卖给他们，但是只收钞票。”朱慈烺道：“为了获得钞票，这些商人只能从银行兑换，或者接受朝廷用钞票购买粮食和棉布。”

    崇祯的手指忍不住轻轻跳动，总算理清了钞票流通的示意图。

    “这只是流通的一个方面，如果朝廷收税只收钞票，则农民只能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官仓，获取钞票。只要官仓收粮的价格公道，又有多少农民肯低价将粮食换成银子？”朱慈烺道。

    崇祯脑中不由将皇太子提出的钞票与大明通行宝钞做了一番对比。发现通行宝钞只有两个环节，制造、发行。而这种钞票却形成了一个从官府到民间，继而又从民间回到官府如此循环不息的回路。

    ——只从易理上分析，钞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更符合大道循环往复之理。

    崇祯心中暗道。

 第490章 春来雨露宽如海（1）

    崇祯十九年六月初，辽东与云贵的战事仍旧处于相持阶段。

    相比辽东不断增兵增饷运送大炮火药，朱慈烺反倒更担心云南那边。

    先是，张献忠放弃重庆进入贵州，继而其义子张定国（李定国）、张文秀（刘文秀）率部进入云南，扩大声势。四川总兵官刘宗敏挂了平西将军印，率忠贞营追入云贵，克期剿灭献贼。

    云南看似边陲，然而其白银产量占了全国银产量的一半，近乎吝啬的皇太子实在难以忍受如此宝地沦在敌手。只是忠贞营的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还是堪忧，或许还存了一份养寇自重的心思，所以云贵战事久拖不决。

    好在云贵地处高原，土地贫瘠，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太多的人，这也保证了张献忠不能扩军，不至于使西南局势溃烂。

    在中央方面，第一、二两期共五百名河南行政学院肄业的学员按照考试成绩分入舍人科，又从舍人科中挑选办事勤勉者十数人，升为文华殿舍人。东宫侍从室这个临时机构在短暂的三年之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恐怕只有日后历史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才会偶然触及。

    这回挑选的文华殿舍人还有一个共性，都是平日与户部有工作往来之人。朱慈烺拨出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灌输各种经济概念，作为即将到来的货币改革的生力军。而现在作为朱慈烺币制改革先锋大将的，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主事，蒋臣。

    蒋臣是安庆府桐城人氏，后世安徽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安庆与徽州。在那个地方，最多的就是文学家和商人。朱慈烺对蒋臣的文采不感兴趣，但从蒋臣所进呈的《足国三议》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对国家经济所进行的思考。

    “殿下，若要行钞票，手艺上的确不成问题。”蒋臣已经是第二次登上传说中的平台了。在崇祯朝，平台召对属于皇帝的特别问对，充满了机会和危险。比如袁崇焕就是在此处一飞冲天，受帝解袍相加，恩宠无双；也是在此处被捕，打入诏狱，寸磔于市。

    “万历时朱墨套印法已在江南传开，色泽分明。如今较少有人能做四色套印，银行只需将能够进行四色套印的作坊买回来，再严禁民间用朱墨套印之外的套印法，伪造的问题便无需担心。”蒋臣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油墨和棉纸我已经分别让陕西和苏州去试做了，应该不会耽误太久。”

    “如此更加可靠了。”蒋臣放心道。

    纸币防伪与纸币流通是孪生兄弟。宋元时以严刑峻法来抑制伪币，朱慈烺非但要从法理上扼杀伪币，技术上的垄断也是必须的事。想他前世，国家为了防止伪币，连彩色复印机都要控制，何况这个时代还没能做到技术上的明显代差。

    用先进的四色套引法、以棉短绒为材料制造的钞票纸、用焦油配置出的油墨，分别来自三个省份的最高级别的保密技术，三管齐下，让制造假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尤其是陕西的油墨，其原料是石油。提炼猛火油之后留下的焦油在别处不可能有，属于朝廷控制物资，分量都是要入册的。除了纸币厂和朝廷控制的印刷厂能拿到油墨，民间印刷作坊不可能拿到，除非他们肯花海量的资金去研究煤焦油。

    对油墨的控制会影响金属活字印刷的推广普及，但相对文化的进一步爆炸，纸币显然更为重要。朱慈烺有时候甚至觉得有必要将所有印刷作坊都收归公有，就如前世的国家一样。但考虑到江南民间的抵制，终究还是将这个计划放在了后面。

    “最初发行纸币，范围一定要控制好，建立信用为第一等要务。宁可慢些，不能求快！”朱慈烺关照道。

    蒋臣觉得皇太子对纸币过于谨慎，划定的流通范围也太过狭窄，根本不能体现出纸币的优越性。像这种利器，就应该拿到南直去大量抛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