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为百姓户籍统计,掌管国家黄册制定,恩抚万民,泽披百姓,使男有分,女有归,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这是儒家对大同之世的期盼,也是明朝厉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崇祯听了自然满意,连连颌首。
“其二为国土田政,管辖天下鱼鳞册,监管国库、粮仓出纳之事,为古之治粟、司农之官。儿臣以为,可立为司农寺。”
“日后户书大司农之别称,便不能再用了。”崇祯会心一笑,颇有些恶作剧得逞的味道,让朱慈烺下意识觉得这年轻人实在欠缺厚重。
“市舶总署负责各省市舶司海贸税收,也可以算是从户部里分出来的。另设国税总署,统收全国农、工、商税;再设工商总署,制定典册,凡是百两买卖以上人家,必须注册在案,备纳工商税。”
朱慈烺一口气说完,崇祯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良久方才道:“朕知道皇太子有心振奋,各方用钱,但如此一来,岂非与民争利?神庙之前车,不可不鉴。”
神宗万历帝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昏君的行列,仿佛在他治国时民间疾苦、遍地饿殍。然而实际上他却打了三场足以影响帝国命运的大仗——无论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可以说,如果没有神宗,就不会有朝鲜,日本早在丰臣秀吉手里就有了大陆跳板。
如果没有神宗,哱拜在宁夏叛乱势必不可收拾,西北边疆再无安宁之日,甚至独立一国。
如果没有神宗,播州之乱只会继续扩,非但四川、贵州不保,甚至连云南、广西都可能脱离版图。
这样三场大战拼的都是国力,是京营与边军合力打出来的战果。都说神宗敛财纳入内帑,然而人们却忽视了一点:只要京营出动,军饷势必从内帑支出。神宗的确不大方,但这是祖宗规制,他尚未吝啬到罔顾祖宗成法的地步。
内帑花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紫禁城下又没有金矿,这钱从哪里来?
当然只有派出税监、矿监四下收税。
太祖高皇帝立国时就将国税和矿税定得极低,低到了后世皇帝收税不足以抵消成本的程度。派人收税花的钱竟然低于税收收入,那就只有关闭国营矿场、铁厂。而世人都知道开矿是暴富之路,所以这些矿产就由公营转向民营,开始了大明私有化进程。
这个进程在万历年间基本已经完成了。
换言之,大明值钱的东西都已经被瓜分完了。
万历皇帝的想法也很简单:东西被你们占了,朕也就罢了,但你们总得纳税吧?找文官收税么?
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位两袖清风的漕运总督名叫李三才,专门就皇帝与民争利、剥削民脂民膏写过一封奏疏。当年海瑞骂嘉靖帝,还有所遮掩;而李三才的这份奏疏却是近乎指着鼻子骂街了。
当然,李三才的确两袖清风,身为东林巨子,在阉党《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托塔天王”,其名下资产只有四百七十万两。
四百七十万两的概念是什么?
是天启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在崇祯没有加派之前,每年连四百万两都未必能收得到。而即便有魏忠贤替天启敛财,天启帝的内帑也没有超过七十万两的时候。崇祯帝在即位初期还有几十万两内帑可用,但在杨嗣昌的“十面张网”之后,最穷的时候只有七万两,连宫中的金银器都砸了换钱充饷。
多乎哉?不多矣!
这种事并非后世人才知道的秘辛,在当时李三才“性不能持廉”就已经为人所知。只是李三才顶住了税、矿监,结好了大批大商人,有人替他扬名。又与东林三巨头相交莫逆,而他的政敌都被列入“阉党”名册,自然就成了天下闻名的大贤。
朱慈烺很难想象自己碰到李三才这样的人会怎么做,恐怕不让他身败名裂挫骨扬灰是难解心头之恨的。从这点上看,神宗皇帝又有些怯弱,只会以避而不见的冷暴力处理问题。
“父皇所言甚是,所以儿臣打算用文官收税。”朱慈烺很清楚自己如果排除税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今的大商人比之万历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晋商受遏制之后,两淮南直的徽商、江浙的浙商,都失去了一个天敌,势必会更加强势。
而在扶持政治代言人方面,徽浙商人更是得心应手,而且有了“东林党”这个还算成功的前例。
“此事难啊。”崇祯摇头叹道:“我儿还年少,不知断人财路与杀人父母都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而且文官之中有明盟有暗党,防不慎防的。”崇祯想起钱谦益的案子,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只处罚几个小官,谁都知道那本来就是幕后博弈之人的弃子。
“儿臣省得。”朱慈烺笑了笑,继续道:“至于国家财政,若说财部、度支就有些难听了。仍然挂户部的名号。至于抚养百姓的职司,则另立一部,冠以民部。父皇以为如何?”
“嗯,唐太宗之前本就叫民部,正贴切。”
崇祯虚应一声,心中还为皇太子的变法有些担心。他经历过穷日子,知道问人伸手要钱的艰辛。关键是非但艰辛,还拿不到钱。至于让文官去收钱,更是有些异想天开,除非儿子能找到第二个海瑞。
因为担着这份操心,崇祯对后面工部、刑部、吏部的变革也就有些漫不经心。而且工部和吏部本就没什么大变化,只是刑部不再负责审案,负责统管全国警察局和监狱。
司法裁判职能在中央则为大理寺,在地方也从提刑按察使司分离出来,在各省成立行大理寺,到府县一级设立推事院和裁判所。
整个变法的蓝图宏大而复杂,就像是泰西座钟里的大小零件,缺一不可,稍有不慎则全盘崩溃。如此庞大的工程,就算是没有人捣乱都未必能够成功,而因为涉及“不共戴天之仇”,势必会有人、有很多人、有很多有财力权势的人出来抵抗。
崇祯看着文弱的儿子一脸坚毅必胜的神情,打了个哆嗦,想起当日这个长子带兵入宫,短短数日就将该带的都带去了山东。自己谋划数年的南迁,儿子竟然不动声色就完成了……或许这才是帝王魄力。
崇祯又想起当年天启帝握着他的手,对他说:“吾弟当为尧舜。”
“我儿当为秦皇汉武。”崇祯突然脱口而出。
“好。”已经陷入沉思的朱慈烺随口应道。
……
崇祯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城防正式移交给顺天府巡检司,治安归于顺天府警察厅,市容环卫归于顺天府,消防安全也暂时由巡检司兼管。原来的五城兵马司因此被肢解成了数块,再次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如果没有意外,它也不会再“复设”了。
近卫第一师收复蓟镇,整军进发永平四镇,摆出进攻山海关的姿态,不让清军两红旗赶往宁远支援两白旗。
近卫第三师击溃了居庸关之敌,一路东进,收复长城各峪口,直打到密云。
由此京师才算是彻底安定下来,由近卫第三师对京师外围进行保护。第一师照计划是要攻克山海关,然后与第二师前后夹击东虏两白旗。
朱慈烺目前对于战事有所担心的,也只有处于敌后的近卫第二师。若是东虏倾国之力,从锦州再打过来,第二师要守住宁远恐怕也要付出极重的伤亡。不过在此之前,重要的是加紧国家制度改革,扩大动员能力,这才是根本之法。
第481章 祸乱初平事休息(4)
朱慈烺一早起来的时候有些昏沉,身子很重。叫来御医把了脉象,乃是湿热淤积之症,除了排湿解热也没甚要紧的事。想想马上就要到端午了,古人称之为毒日,多半是节气的作用,便也不叫帝后知道。
直到过了早朝,朱慈烺人才精神了一些,自己步行前往文华殿,舍人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大筐名牌,都是请求召见的官员。
这些舍人本是东宫侍从室的侍从,分派入各科充任舍人。
中书舍人在明代并无长贰官,只有一名资深年迈的老舍人,掌管印信,称为“印君”。
如今的印君自然是陆素瑶。她早已摸透了朱慈烺的工作习惯,合理安排人员入见。她见皇太子一早上有些精神萎靡,想来这天有些闷热了,连忙让人去问:倪元璐是否来了。
倪元璐是前一天递的名牌,安排在今日早间十点入见。按照皇太子殿下的习惯,官员来了之后最多只会等三五分钟。若是朱慈烺临时有事,绝对会让人去将后面的安排改期,而不会抛诸脑后,让大臣们傻等。
还好倪元璐来内阁找吴甡,有舍人告诉了陆素瑶,便将他排在了最前面,安排觐见。
朱慈烺并不知道陆素瑶有意变动顺序,只是觉得恰恰好。
倪元璐也不多说自己提前觐见的事,只是唱礼入见,道:“殿下,臣将书画带来了。”
之前崇祯以为朱慈烺见倪元璐是要用他做户部尚书,其实朱慈烺只是单纯地问倪元璐要了两幅作品。倪元璐没有拿以前的作品应付差事,静静等了两天,等来了灵感方才写了一副《喜闻神京光复歌》,无论是此歌的行文还是运笔笔法,无不是其上乘之作。
朱慈烺前世对于书法完全是个外行,只知道字好看难看而已。这辈子第一个正式的蒙师就是大书法家姜逢元,后来又有李明睿、吴伟业等人,都是书法名家。等到倪元璐来当老师的时候,朱慈烺对于书法已经入了门,不说写得多好,起码有了鉴赏能力。
在后人所谓“明人无不能行书”的时代,朱慈烺自然也看过许多名家真迹,但是本朝书法之中还是最喜欢倪元璐的文字。经过李闯、满清两番糟蹋,文华殿里一点书画都没有,墙上光秃秃的格外难看,就想请了倪元璐写字作画,装点一番。
“鸿宝先生的字百看不厌,深得法于二王,又能写出万古新意。”朱慈烺看罢二十二行长歌,对于内容倒是不甚惊艳,只觉得这字实在是华夏瑰宝。
——起用张岱之后,世上不复有《二梦》,但换得倪元璐这副字来也是值得的!
朱慈烺又读了一遍,命内侍当即拿去挂起来,仰头又读了一遍,笑道:“还好先生来时已经裱好了,否则我真是舍不得拿去给人装裱。此书必成华夏国宝,待我死后才能捐与博物馆收藏。”
倪元璐见朱慈烺喜欢自己的字,当然也是欣喜不已。别人说他的字好,其中真假参半,或是因为他的官职高,或是因为文名盛。惟独这位皇太子,从不讲究皮里春秋的一套。有才干者待之如亲友,不入眼的弃之如敝履。他说喜欢、说字好,肯定是真的投缘。
何况如今皇太子的书法拿出去也算是一流书家,隐约中的确是能见倪书的神韵,这更是身为人师的骄傲。
朱慈烺又打开倪元璐送来的一副山水手卷,天头用了深色绫绢镶成,一眼之下古意盎然。过了副、正隔水便是引首,上面颜楷浓书:是清风月明之庐。
再过了隔水便是画心,一幅远山近松,风摇枝摆;一幅山水夹道,隐士拾阶;一幅鸟瞰山水,却是眼熟,正仿的前人山水名作。
“这仿的是高克恭的《云横秀岭图》?”朱慈烺问道。
高克恭是与赵孟頫、商琦、李衎并称的元四家,尤善山水。
“正是。”倪元璐在字上不屑于仿照前人,笔笔求新,画上却多有仿作,但又有能出奇制胜,在意、韵上多有胜出。
朱慈烺继续卷开,却止这三幅,后面的拖尾用了古旧的宣纸,是留给观赏者题词用的。
“这手卷正好放在案头时时把玩,先生有心了。”朱慈烺笑道。
倪元璐也笑道:“还请殿下题词。”
“如此岂非正应了‘狗尾续貂’之言?”朱慈烺对自己的书法还是有自信的,但得看放在那里。倪元璐与王铎、黄道周并称为晚明三大家,开一代风气,跟他的字画在一起岂非奔着绿叶去的?碰上后世牙尖的评论家,指不定还会说:若是没有拖尾连累,这幅手卷便是国宝!
“臣不敢有瞒殿下,此画并非呈进于殿下。”倪元璐见朱慈烺高兴,便大大方方道:“臣另有一幅《竹石图》欲进,此画乃是恳请殿下手书诗词,留给子孙的。”
“这、我若是已命内侍收了呢?”朱慈烺握着手卷不放。
“臣会及时提醒殿下的。”倪元璐认真且期待道。他是朱慈烺的老师,别人不能求字,他却可以。照惯例来说,就算他不求,朱慈烺也该主动些,即便是天家之尊也不能轻慢师道。
“我的字与先生的字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若是题古人诗,何止自曝其短,简直恬不知耻了。”朱慈烺也来了兴致,再次展开手卷,犹豫道:“若是自己作诗,便更是献丑。”
倪元璐也不肯走,只是笑吟吟地看着朱慈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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