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达科他”确实是救命恩物，这45架运输机满载着第15军之第5英印师及全部枪炮，从若开飞往英帕尔平原，协同第4军的部队保卫英帕尔。
    英军在守卫阵地
    日军第33师团和第15师团形成了对英帕尔的南北夹击态势后，4月上旬，牟田口廉也决定以第33师团为主攻部队，逐步从东南向英帕尔推进。为了加强该部的攻击力量，他从山本支队调来坦克和重炮联队，又从新编入第15军的第53师团调来两个步兵大队增援，并亲临第33师团指挥战斗。4月10日，日军攻占了英帕尔东南面的伯莱尔公路上的谢阿姆山口，英印军被迫退守直接俯瞰着公路干线的坦努帕尔。牟田口廉也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又调集了一批新锐部队，企图在坦努帕尔突破防线。经过一连几昼夜的疯狂进攻，日军取得了一些进展，英印军的防线被迫向后移动。此时的牟田口廉也，确实已接近于突破对方防线。但是，他的部队经连日激战，疲惫不堪，官兵们缺乏给养，口粮从出发时的6两降到4两、3两、1.5两，甚至0.3两，战斗力大为下降。而英印军却大不一样，他们每天除了获得基本生活物资外，还能得到诸如香烟、甜酒之类的物品。
    雨季很快就到来了，地面逐渐变成得泥泞难行。为了再尽最后一次努力，牟田口廉也决定变更主攻方向，向英帕尔以北迂回，企图从北面打入英帕尔。为此日军通过滑溜难行的丛林小道向前推进。6月10日，日军第33师团和配署的第15师团一部与英印第20师在丛林里迎面相撞，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士兵在“武士道”精神的支撑下和各级军官的督促下，忍着饥饿在连绵的阴雨中拼死战斗。6月22日，他们竟奇迹般地闯过了英印军的堵击，冲出了丛林，打到了英帕尔的边沿。日军官兵们，“遥望英帕尔市街，祁祷着作战成功”。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发起攻击了。他们经过数月一系列苦战，打到了英帕尔英军的家门口，却发觉自己无力再迈进去，对日本人来说确实是件天大的讽刺。与英帕尔方面的战况相似，日军第31师团在科希马方向上的进攻也成了强弩之末。
    随着雨季的到来，日军士兵有3万多人染上了疟疾、痢疾、霍乱、流感等疾病，尤其是军队的克星——伤寒，更是蔓延猖獗。由于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患病的士兵遭受病痛的折磨。“士兵们的皮肤常常布满溃疡和脓疮，穿着湿透了的衣服躺着任随蚂蚁去叮咬。”雨季的丛林就像是一座蒸气弥漫的绿色地狱，那些被饥饿和疾病折磨的士兵一个个瘦骨嶙峋，成千成千死去。牟田口廉也感到他应当全线撤退了，而在科希马战线上的第31师团司令官佐藤中将未经他同意就先行率第31师团主力撤退了。
    6月25日，进攻科希马的日军第31师团那些忍饥挨饿、疾病缠身的官兵开始沿着一条山谷小路向乌克鲁尔撤退。英军第33旅旅长刘易斯.皮尤后来回忆当时日军的狼狈情形时说：“我旅置身于那些随带着大量伤病员撤退的日军部队及其最近的目的地——乌克鲁尔之间。敌军已不存任何希望，他们得不到食物，得不到药品，什么也得不到了。他们衰弱不堪，嘴里塞满野草在路上深可陷足的泥浆里，漂浮着日本兵的尸体。四下里零乱丢散的装备，正是不体面溃败的见证那些当初想成为印度征服者的士兵，现在从炮火下得以逃身，带着一身的疾病，正沿着无数条丛林小道，痛苦地向前挣扎前进着。”
    7月2日午夜，经东京大本营同意后，日本南方军司令部正式下达了停止“乌”号作战的命令。为了好听一些，该命令将这次行动冠以“退却作战”的名义。日军所谓的“退却作战”，实际上是一场真正的大溃败。当英军沿着铁定公路向钦敦江追击推进时，他们见到了战败者的全部情景：“到处是赤脚露体的尸体，士兵像骷骸一样躺在泥地上；行驶中遭到轰炸的运输车和烧毁的坦克；被精疲力竭的士兵扔得满地都是的枪支弹药和军事装备。”
    日军的悲惨之状，据日方自己记载：“这次退却作战是日军战史上未曾有过的艰苦作战。各师团既处于艰苦环境中，而将士还由于长期苦战和补给断绝，早已疲惫不堪；众多的伤病员即使用全部兵力也不能抬着护送，而且处于第一线上的人员也大都患有疟疾、痢疾和脚气病，医药用品的补给，却毫无准备由于道路的泥泞崩坍，车辆完全不能行动。而且时值雨季顶峰，横在我军道路上的曼尼普河、雅纳河、尼瓦河和钦敦江几条大河自不待说，所有河床干道也都泛滥，洪水奔流。至于我军渡河器材、设备、则寥寥无几，无济于事有些部队伤病员徒步先行，行动困难的大部分选择了自杀的办法。徒步的病人，在沿途的密林中力尽倒下的、被浊流吞没下落不明的人不计其数，真是鬼哭啾啾，凄惨万状。
    8月20日，日军溃退至钦敦江边。此时钦敦江因暴雨和山洪，江面宽度已达1500米以上，而且各渡河点均暴露在英军炮火和飞机扫射轰炸之下。日方材料称：“当时我军有5000多名重伤病员猥集呻吟在各渡河点，8月25日，我军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渡河退却。经过第31师团、第15师团后卫部队的拼死战斗和渡河战斗队的奋斗，终于在8月30夜半，使最后一兵渡至钦敦江东岸第33师团早已损失惨重，且要抗击腹背之敌。然而军部无法援助他们，只好信任该师团的勇敢奋斗精神，期待他们靠自力突破敌人包围，向后撤退。”至9月初，日军第15军在钦敦江西岸已没有一兵一卒，半年前他们越过钦敦江发起的英帕尔战役，就这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影响
    英帕尔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著名战役。西方和日本的军史学家评价这是日本历史上在陆战中遭到最惨重失败的一次战役。日军在开始发动进攻时约有10万人，结果有53000多人在战斗中死亡或失踪，并且败退回原来进攻的出发地。日军之所以在英帕尔惨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后勤保障。日军在进攻前，片面强调“就粮于敌”的传统补给思想，对后勤保障问题不仅计划不周，而且准备不足。担任进攻任务的第15军，直到向部队下达展开命令时，原定的后勤保障计划仅完成了18%。部队出击时，只携带了1—2周口粮、1.5—2个基数的弹药，牵了2万余匹马、牛和象，数千只山羊。他们计划用这些牲畜驮运物资并兼作食用，估计可支持一个月，至于尔后的后勤补给，只待“打下英帕尔，坐吃丘吉尔”了。英军在战后总结这场战役时写道：“由于对后勤供应需要的估计不足，由于对英军部队战斗素质的估计过低，这就导致了日军的毁灭。”日军在战后总结这次场战役失败的教训时也承认，对后勤保障重视不够是造成这场劫难的重要原因，他们在英帕尔是打了一场“忽视后勤的无谋之战”。
    作用
    英帕尔会战后，作为日军驻缅方面军主力部队的15军，已不再具有一个战役兵团的战斗力了。盟军在印缅战场，从此转入了总进攻的战略阶段。



    正文  杜月笙简介（上）
更新时间：2011-07-04 19:26:47 本章字数:8855

    杜月笙（18888.22－19518.16)，原名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简介
    杜月笙（1888年8月21日－1951年8月16日），名镛，号月笙，原名杜月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生意场上，杜月笙机灵诡诈，却又善解人意、附庸风雅，广结名流，成为当时名震四方的大腕。
    人物生平
    杜月笙[1]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上海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时为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因杜为人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时任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升格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因善纠合同伙，勾结军阀，很快成为鸦片提运中最具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杜月笙鸦片销售这条通畅的“全球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市场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由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这个网由科西嘉人强大的“科西嘉联合会”所控制。这个联合会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党”。据西格雷夫的记录，有人甚至认为当时全世界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如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仪仗队有五千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国GCD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