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星官之才——李淳风制历

    贞观七年，长安，太史局。一座新铸的铜仪立在观星台上，环环相扣，在日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仪器的主人，是太史局里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李淳风，岐州雍县人。

    他的父亲李播，隋朝时做过高唐尉，后来弃官做了道士，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是个把官场看得极淡的人。

    父亲把两样东西传给了儿子。一样是道门清虚的脾气。一样是天文历算的本事。

    李淳风九岁为博士弟子，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

    少年时读《史记》，读到历书、天官书，别人觉得枯燥，他读得手不释卷。这样的孩子，注定不属于经义和诗赋。

    他属于头顶那片星空。唐人后来追述，说这孩子生来与常人不同——别的孩子数星星是数着玩，他数星星，是想知道天上的度数。

    传说不可尽信。可信的是结果：十几岁时，他已通晓《九章》《周髀》，能自己推步日月交食。

    隋亡唐兴，新朝要修历法、造仪器、观天象，太史局要人。李淳风进了太史局，年纪轻轻，站在了一群须发皆白的老星官中间。

    老官们起初没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直到他上书驳历。

    武德年间颁行的《戊寅元历》，是太史丞傅仁均造的。行用数年，日食不验，节气渐差。

    李淳风细细推算之后，上疏驳难，一连列出十八条。朝廷命官员校核两家得失。最后，十八条里采纳了七条。

    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驳倒了当朝颁行的历法。太史局的老官们从此换了一副脸色。太史局的差事，说来玄，其实苦。

    每夜有人轮值灵台，风雨无阻。日食月食，是最要紧的关口——报准了，是本分；报不准，是罪过。

    唐以前，历法屡改，正因为报不准。改一次历，就是天下的一件大事。贞观七年，李淳风造出了那座铜仪。浑天黄道仪。

    此前的浑仪，黄道环固定不动，与天不合，观测要靠穿孔换算，麻烦又不准。李淳风把仪器造成三重。

    外层六合仪，定四方，安天地。中层三辰仪，黄道环、赤道环、白道环，三环相套，可以转动。

    内层四游仪，夹着一根窥管，任意指向天空。三重铜环，把整个天穹装进了丈许之间。太宗听说了，亲自登台观看。

    皇帝围着铜仪转了三圈，命人演示运转。窥管缓缓抬起，指向天上的月亮。分毫不差。太宗问：比旧仪如何？

    李淳风答：旧仪测黄道，须穿孔以见星；今三环相套，随天而转，所指即所测。皇帝点头——省了多少双眼睛。“好。”

    太宗只说了一个字。李淳风加授承务郎，直太史局。从此，长安城的观星台上，常有一个清瘦的身影，半夜三更还仰着头。

    看星的人冷，看星的人静。一颗一颗的星，在铜环之间升降、推移，被记进簿册，算入历元。几年之后，朝廷又交给他一件事。

    国子监设算学，要有教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这是前三部。

    《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这是中间四部。《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这是后三部。

    十部算经，历代传抄，讹误百出，注者也语焉不详。李淳风奉诏，与学者们一同校订注释。一注就是数年。

    勾股、重差、开方、求积，一题一题地解，一术一术地明。十部算经注成，立于学官，成为算学生的课本。

    后世所说的《算经十书》，因他而定其形。十书里最难的一部，是王孝通的《缉古算经》。

    王孝通生前自负得很，进书时上表放话：此术若有人能指出一字之误，臣愿谢以千金。

    千金没人拿走，错处却终于被后人的注释一一挑了出来。学问不怕狂，怕的是没人接着往下做。李淳风接着做了。

    观星之外，他还写书。一部《乙巳占》，把历代星占的学说汇成一部大书——彗星见于何方，主何吉凶；岁星行到何宿，应何分野。

    后人读它，读出的是唐人对星空的全部想象力。不过书写归书写，李淳风自己最看重的，还是分毫不差的推步。占，是给人听的。

    算，是给天看的。贞观二十二年，李淳风迁太史令。从太史局的年轻人，到执掌天文的太史令，他把半生都交给了星空和数字。

    而他真正的杰作，还在后面。多年以后，他将造出《麟德历》。

    以隋人刘焯的皇极历为底本，废闰周，用定朔，是历法史上的一座高峰。何谓定朔？

    以前的历法，把月份平均切分，大月小月轮流排——排出来的是历书，不是月亮。月亮的快慢有真数，日月交食有真时。

    定朔法，让每月的初一，真正合上日月相合的那一刻。历书从此贴着天走，不再让天迁就书。

    三个字的变化，背后是一整套测算的推倒重来。《麟德历》之所以被后世念念不忘，就因为准。

    以当时的天文测算而论，它把日月运行的规律，算到了空前的密合。在星象常被解读为天意的年代，把天算准，本身就是一种祛魅。

    《麟德历》行用六十余年，直到一行和尚的《大衍历》出世，才接替它照临天下。不过那已是高宗、武后年间的事了。

    贞观年间的李淳风，还年轻。他白天注算经，夜里观星象，一支笔，一把算筹，安安静静地做着天下最冷僻的学问。

    长安人很少知道他。知道他的，都在宫里。

    第二节推背之谶——传说与史实

    宫里知道他，是因为一个说法——

    李淳风会望气，能前知。民间的说法，绘声绘色。有个成都来的相士，叫袁天罡，与李淳风齐名，两人曾合著过一本预言书。

    书上六十象，每一象一幅图、几句谶语，从大唐开国，一路推演到千年之后。

    推演到尽头，李淳风推了推袁天罡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还是回去休息吧。于是书名《推背图》。传说是这样说的。

    说得最盛的年月，书摊上、茶坊里，人人争讲推背图。识字的，自己看图。不识字的，听人解谶。

    一象一象地往后猜：这一象说的是武后，那一象说的是安禄山——

    天下还没发生的事，仿佛都写在一本书里，只等着日子一到，一一应验。人心，就是这么被勾住的。民间说得有鼻子有眼。

    还说袁天罡给武家幼儿相过面。襁褓之中的婴孩，被保姆抱出来，穿着男孩的衣服。袁天罡一看：龙瞳凤颈，贵人之极。

    又端详半晌，叹了一句——可惜是个郎君，若是个女子，当作天下之主。这个婴孩，姓武。

    民间还说，太宗皇帝曾就一件天大的事，密问过李淳风。

    那几年，秘记之类的谶书在暗中流传，都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谶纬这门学问，汉代就盛。

    光武帝得了天下，用图谶定过大政，从此谶书与经义并尊。

    隋炀帝时，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流传太广，炀帝猜忌之下，诛了李浑满门。

    李渊在太原起兵，借的也是这四个字——谶语护他，也害他。

    到了武德九年六月，太白金星白昼划过天空，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奏本到了李渊手里，又转到了秦王手里。一个月后，玄武门。那一日白昼出现的金星，究竟是凶是吉，取决于谁活到了第二天。

    太宗把李淳风召入宫中，屏退左右。“秘记所云，可信吗？”

    “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李淳风答，“其人已在陛下宫中，是陛下的亲眷。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戮唐室子孙，殆尽。”

    太宗沉默了很久。“把疑似的人，都杀了，如何？”“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李淳风说。“王者不死，枉杀无辜，徒结怨于天。”

    “何况三十年后其人已老，或存几分慈心，祸或稍浅。”“今若杀之，天或更生壮者，蓄怨肆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

    太宗放下了手。放下手的太宗，后来在宫宴上开过一个玩笑。饮至半酣，他挨个看诸将。

    一位左武卫将军，封武连县公，守玄武门，小名五娘子，姓武。官职、封号、职守、小名，占了四个武字。

    太宗笑，群臣笑，谁也没敢笑出那一层意思。几天后，这位将军被外放，随后坐罪诛。读史的人看到这里，倒吸一口凉气——

    玩笑是真的，杀心也是真的。谶纬的可怕，不在书里，在人心里。心一疑，字就是刀。这一段，记在正史里，见于《资治通鉴》。

    可是，细读之下，全是疑点。

    ——史笔后议。

    后世读史的人，翻遍了唐代的官修史书，没有找到《推背图》出自李、袁之手的任何记载。

    旧唐书、新唐书，李淳风的传记写得清清楚楚：造浑仪，注算经，修历法，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

    袁天罡的传记里，只有相术灵验的故事，没有一个字提到合著预言书。那本《推背图》，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今传的版本，图谶并茂，从武后称帝，一路“应验”到宋元明清——

    验得太准了，准得可疑。后人考订，那些图谶，多是历朝历代不断增益、改窜的产物。一件事发生之后，就有好事者补上一象。

    事后补的“预言”，自然百发百中。宋人的笔记里，记着一件趣事。宋初，《推背图》在民间流传太广，人心惶惶。

    太祖皇帝干脆命人取来旧本，打乱次序，掺杂伪象，另造百本，与真本一同散入民间。从此，谁也分不清哪一本是真的了。

    ——连宋朝皇帝都使过的招数，可见这书从头到尾，就是一笔越描越黑的糊涂账。

    那么，李淳风预言女主武王那一段，又是怎么回事？读史的人想，那多半也是附会。

    武后真的称了帝，回头再看，凡是当年说过“女子当王”的，都成了神仙；凡是有名字、有本事的，都被拉进来署名。

    李淳风名望太大，躲不掉。袁天罡以相术闻名，也躲不掉。《推背图》之名，最早的著录，见于宋人的书目。

    唐人的艺文志里，找不到它。一部预言大唐国运的书，在大唐的书目里没有踪影——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

    真正可信的，是这一条——

    唐代谶纬盛行。从隋末“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逼得炀帝猜忌李浑满门。到唐初朝堂上讳莫如深的星变。

    再到后来则天皇后时代，谶书被严禁到士子不得传习——

    谶纬，是那个时代绕不开的空气。帝王怕它，也用它。百姓信它，也造它。两头都热，中间的官府最头痛。

    贞观年间，吕才奉诏刊定阴阳书，把流传的禄命、葬书、卜宅诸说一一驳正。

    删去浅俗，存其可用，刊行天下，为的是给百姓一个不惑的定本。连婚丧嫁娶翻书择日的风气，都要朝廷来正本清源。

    谶纬的市面有多大，官府的头痛就有多大。至于李淳风本人——

    他大约不会喜欢这本挂着他名字的书。他一生求的是“验”，是分毫不差；预言这种东西，求的却是“信”，是宁信其有。

    一个制历的人，和一部谶书，本该毫不相干。可是百姓不管这些。

    百姓只知道，太史令大人能算出日食，能算出月食，那么，算出天下兴亡，想必也是可以的。

    书摊上，说书人一拍醒木：诸位，且听推背图上怎么说——

    李淳风若泉下有知，怕是只能苦笑。

    第三节茅山道脉——王远知与潘师正

    谶纬是虚的，道门里却有一位真人。王远知，琅琊人，出身南朝仕宦之家。

    他的父亲王昙选，做过陈朝的扬州刺史；母亲丁氏，怀孕时梦见灵凤入怀，生下了他。少年王远知聪敏好学，遍览群书。

    后来入了茅山，师事陶弘景。陶弘景是谁？山中宰相，茅山宗的开山祖师，梁武帝遇大事都要入山问询的人物。

    陶弘景传王远知上清经法，是为茅山宗第十代宗师。陈亡隋兴，晋王杨广坐镇广陵，执弟子之礼延请王远知。

    大业年间，炀帝亲执弟子之礼，迎入宫中，躬身问道。皇帝拜师，天下侧目。其实这位天师看得清帝王。

    炀帝要他做官，他辞；要他留在身边，他跑回茅山。大业末年，炀帝巡幸北边，再次召见，他见完就告归。

    道门里传说，弟子问他为何总不肯留。他说：帝王问道易，行道难。留有用之身，不如回有用之山。

    山，是他的道场，也是他的退路。隋亡了，唐朝来了。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在东都，与房玄龄微服私行，去见王远知。

    两个人都没报名号。王远知迎出门来，一眼看住李世民。“此中有圣人，气象不凡。”李世民一怔，以实相告。

    王远知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秦王默然而退。这句话，他记了很多年。玄武门之后，他真的做了天子。

    贞观九年，太宗降下玺书，遣使送至茅山。朝廷出帑金，为王远知在茅山敕建太平观，度道士二十七人。

    玺书里的话说得很客气，大意是——朕仰慕先生，恨不能请到身边，只好遥望茅山，聊寄想慕。

    一句话：朕请不动您，就只能想着您了。一个道士，两朝天子为弟子，敕建道观，恩宠至此。有人问王远知荣宠的秘诀。

    老道士笑而不答。秘诀或许只有一条：他从不卷入任何一边。杨广拜他，他不劝杨广；李世民问他，他只说愿自惜。

    神仙中人，不管人间的事，人间的事却都来找他。王远知活了一百多岁，贞观九年羽化于茅山。道门的说法是，尸解成仙去了。

    正史的说法是，卒。这位老宗师身后，茅山道脉继续往下传。传到一个叫潘师正的弟子手里。

    潘师正，赵州赞皇人，出身书香门第，母亲鲁氏，通晓名理。他幼年丧父，事母至孝。

    母亲去世，他在墓侧结庐守丧，孝行闻于乡里。守丧期满，这个青年把功名抛下了。他读过书，也应过试，前程本是摆好的。

    族中长辈劝他：乱世将过，新朝用人，何苦自弃。他答了一句：荣禄之场，非养性之所。一句话，把半生的路，改成了另一生。

    隋末大乱，人命如草，他遁入道门，在洛阳遇到了王远知。老宗师授他三洞隐诀，看他一眼，说了一句：

    “嵩山，是你修道的地方。”于是潘师正入了嵩山，找到一道山谷，结庐而居。谷名逍遥。

    那道谷在太室山下，两崖夹涧，松荫满地。谷口有溪，水极清，游鱼可数。进谷三里，人迹就断了。

    潘师正在涧边选了块平地，结庐，引泉，一住定，就再没有挪过窝。从此，逍遥谷里多了一个道人。他饮食极简。渴了，饮山泉。

    饿了，食松实，服草木之精。有时辟谷，终日不食，唯饮水一瓢。有人不信，入谷来看。看他端坐石上，面色如常，气息绵绵。

    来人问：先生独居山中，不寂寞吗？潘师正指指松，指指泉。“茂松清泉，山中不缺。”问的人愣了半天，没听懂。后来懂了——

    松涛就是他的宾客，泉水就是他的琴书。山中岁月，被他自己过成了几件事。清晨，汲泉，焚香，诵经。午后，静坐，服气，观心。

    日暮，绕谷行一遍，看看松，看看云。有樵夫上山，见过他；有药农迷路，受过他的指引。

    樵夫说，那道人坐在石上，鸟雀落在他肩头。药农说，跟他说话，三句不离山。问山下的事，他摆摆手。山下的事，与他无关了。

    道门里的功课，他一件不落。诵经，存思，服气，炼养。上清一脉的法诀，讲究精思致神，他在山中一天一天地做。

    外人看来枯极了，他自己安之若素。这一住，就是二十余年。

    从贞观年间住到高宗年间，山外的年号换过几个，山里的松树又粗了一圈。

    长安的道观越修越多，洛阳的宫观香火日盛，嵩山这道山谷里，什么都没变。只有师正道人，从青年住成了白头。

    道侣来来去去，谷中渐渐有了几间草堂。多年以后，他门下走出一个少年弟子，姓司马，名承祯。

    又多年以后，这个弟子成了名动天下的道门宗师，睿宗、玄宗两代皇帝先后召见，向他问无为之道。那是后话。

    茅山的法脉，经嵩山这一谷，又往下传了一代。道门中人提起嵩山潘师正，皆称上清嫡传，茅山正脉。

    山中的名望，终于传进了洛阳宫里。高宗在东都，遣使入山，备礼相召。使者捧着诏书，进了逍遥谷。

    潘师正接了诏，读完，说了一句话。“臣道在山中，不来。”使者愣住了。

    要知道，当今皇帝崇道，敕建的宫观一座接一座，凡有名望的道士，征召入京的不知道有多少。一句“不来”，是抗旨。

    使者陪着小心，再三劝请。道人闭目端坐，如入定中。使者无法，只好回京复命。御前，使者把那句原话，一字一字学了一遍。

    “臣道在山中，不来。”高宗听罢，沉默良久。

    ——他沉默的，或许不是这一句回绝。

    是这个道人身上，那种山一样的定力。一个无所求的人，你拿什么召他？帝王富有四海，能召天下士，独召不动一座嵩山。

    第四节三教并用——唐初宗教政策

    高宗的沉默，其实是父亲传下来的功课。太宗朝的宗教，从来不是信谁不信谁的问题，而是怎么用的问题。

    这个道理，太宗自己说过。他论梁武帝：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市民不堪出战——事佛之弊，至于亡国。

    他又论周孔之道：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话说得再直白不过——

    佛经再高深，是天，是海，可以仰望；周孔之教，是翅膀，是水，离了就活不成。有用没用，皇帝心里有一杆秤。

    贞观初年，朝堂上先吵了一场。太史令傅奕，反佛。他上疏请求削减佛寺，说佛教逃课避役者尽入其中，蠹国害民。

    信佛的萧瑀当场发怒：“佛是圣人，诽谤圣人者，无法无天！”傅奕不慌不忙：“地狱所设，正为是人。”太宗听了，笑了笑。

    他没有站在任何一边。论私心，太宗更偏向道教——原因简单得很。道教的祖师，姓李。老子，李耳。大唐天子，也姓李。

    贞观十一年正月，诏书颁下。“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天子李氏，认了老子做祖先。

    这道诏令，把道门的地位，抬到了佛门之上——

    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诏书一下，佛门震动。长安的僧人智实，带着徒弟伏阙上表，力争抗诏。

    朝堂问对，智实言辞激烈，触怒天威，被杖于朝堂。僧人们抬着他回寺，这位老僧不久便圆寂了。佛门记住了这一杖。

    两年之后，又出了一个大案子。

    道士秦世英告发僧人法琳，说他所著《辩正论》讪谤皇宗——讪谤皇宗，就是讪谤老子的后裔，罪同不赦。

    法琳下狱，太宗亲自过问。皇帝说：你书里讲，念观音者，刀杖所不能伤。好，朕给你七天，让你念观音。七日之后，试以刀刃。

    法琳在狱中端坐七日。七日期满，提审。太宗问：七日已满，观音念得如何？法琳答：“七日以来，不念观音，唯念陛下。”

    满堂皆惊。老僧不慌不忙，接着说：陛下功德巍巍，照临万方，此即观音。故臣唯念陛下。太宗盯着他看了很久，笑了。

    免死，流放益州。法琳死在了去益州的路上。反佛的傅奕，死在贞观十三年。

    临终前，他告诫儿子：老庄之学，一读一诵，勿谓亡也；佛是胡教，我家不学。他到死都没松口。信佛的萧瑀，晚年也不顺。

    贞观二十年，这位六朝帝王之后上表请求出家，太宗顺手准了；他又不肯真剃度，惹得皇帝下诏切责，免官。

    一个反佛的，得终天年；一个信佛的，晚景寥落。太宗未必有意如此，但朝野都看得分明——

    在皇帝眼里，佛道皆是工具。用与不用，收与不收，全看时势，不看神佛。读史的人在这一段里，读出了三层意思。

    第一层，皇帝护道，是因为姓李。第二层，皇帝不灭佛，是因为天下信佛的人太多。第三层，刀在皇帝手里，道理也在皇帝手里。

    杀不杀，不在法琳念谁，在皇帝需要不需要。这才是唐初宗教政策的底色——

    不是信仰，是权衡。儒呢？儒在朝堂上。

    五经文字异同，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明经取士有了定本；科举取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儒是纲常，是秩序，是治国的架子。道是本家，是门面，兼带养生。佛是民心，是慈悲，兼带安顿苦难。三家各有各的用处。

    朝制里渐渐有了定例。国忌行香，三教讲论，殿上设座，各陈义理。讲得好的，有赏赐，有清誉，名动京师。

    僧人们争一座次，道士们争一先后，儒臣们冷眼看着——他们争的东西再多，总排序，永远握在皇帝手里。

    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天竺取经归来，太宗在洛阳宫中召见。一个偷渡出境的僧人，二十年后载誉而归。

    皇帝不问佛法，先问西行见闻——山川风俗，物产生人，一问就是整天。谈罢，太宗劝玄奘还俗做官。玄奘辞谢，只求译经。

    于是弘福寺译场开张，朝廷供给一切，太宗亲为译经作序——《圣教序》。有人以为皇帝皈依了。读史的人摇头。

    皇帝看中的，是一个走遍西域、通晓诸国的高僧，能给大唐带来什么。经书是学问，法师是活地图，声望是教化。一样都不能少。

    贞观年间的某个冬日，内殿有一场论道。那一天，太宗召了三家的人。道士讲《道德经》，僧人讲《般若》，儒臣讲《孝经》。

    三家各陈其义，互相驳难，唇枪舌剑。道士说：道生万物，清静无为，天下自正。僧人说：万法皆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

    儒臣说：修身齐家，孝悌为先，礼乐治国。争到激烈处，三家都看着皇帝，请天子裁个高下。

    太宗想了想，缓缓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道者，朕之本系。佛者，西域之教，亦是导善之门。儒者，治国之本，不可一日而废。三教如三器。治身，治心，治世。

    各安其位，各尽其用。在座的人都听懂了。皇帝不是三家哪一家的弟子。皇帝是三家的主人。

    散场时，据说太宗又补了一句：今日之论，义皆可取，朕兼收之。三家的人各自谢恩，各自回衙，各自都觉得赢了。

    只有皇帝知道，赢的只有一家。论道散了，大雪落满了太极宫的檐角。道士回道观，僧人回佛寺，儒臣回尚书省。

    长安城一百零八坊，香火各自缭绕，钟声与磬声，隔着几条街，此起彼伏。没有哪一家独大，也没有哪一家被灭。

    因为平衡的支点，不在三教，在御座。终贞观一朝，三教各有恩宠，也各有忌惮。道教得了名分——皇家的祖庭。

    佛教得了善缘——译场、寺院、《圣教序》。儒门得了天下——科举、经义、庙堂。谁想多要一步，戒尺就落下来。

    智实挨过杖，法琳流放过，道士们再受宠，也没人敢自比王远知。尺度的名字，叫并用。并用后面，还藏着两个字——为我。

    多年以后，高宗遣使嵩山，被顶了回来。那一刻，他大概想起了父亲的这份功课。

    帝王可以调动天下，却调不动一个真正无所求的人。

    潘师正隐居嵩山二十余年，高宗后来遣使相召，他答：“臣道在山中，不来。”

    ——使者回京复命，高宗沉默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