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员围读进行到第四场，就有人哭了。

    不是因为演员入戏，而是剧本把男主逼得太狠：母亲病重、恋人离开、工作被夺、唯一替他说话的朋友意外去世。每当人物快要喘过气，就有新的苦难压下来。

    许棠坐在长桌尽头，手指一直压着剧本边角。她知道这些情节来自不同真实案例，却第一次直面它们被装进同一个人身上的效果。

    新人演员周栩问：“这些事都发生过吗？”

    “分别发生过。”

    “那为什么都给男主？”

    房间里没人回答。

    编剧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只有痛得足够深，观众才愿意相信一个人有反抗的理由。可这正是旧叙事最熟悉的逻辑——受害者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够惨，才配得到理解。

    林知夏翻到女主销毁录像后的独白。台词写着：“我爱你，所以宁愿让全世界误会我。”

    她把剧本合上：“我说不出口。”

    宋砚秋没有要求她克服。她让每个人标出“角色在说人话”与“作者在替角色煽情”的部分。长桌上很快贴满红色便签。

    沈砚自己的台词最多，问题也最多。他发现男主在每场冲突里都有最正确的一句话，像一个早已知道答案的人等着别人犯错。

    “这不是人。”他说，“这是判词。”

    许棠脸色发白。她熬了两年写出的剧本，被一屋子人拆得几乎站不住。

    沈砚没有说全部推翻。他先问她最不愿意删掉哪一场。

    许棠翻到废弃剪辑室。男主面对几百盘录像，最后没有烧掉，而是逐一给素材提供者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保留。

    “这一场。”她说，“因为他终于不替别人决定。”

    “那就从这场往前写。”

    围读暂停，剧组用三天进行剧本复核。真实经历的提供者再次收到授权询问，可以撤回，也可以要求拆分。有人允许保留失业细节，却不愿保留亲属疾病；有人同意使用事件结构，但要求改变职业和地区。

    每一次撤回都会让剧情出现空洞。

    制片担心剧本因此失去完整性。宋砚秋说：“空洞也可以留着。不是每个伤口都必须被我们填满。”

    沈砚看着自己的角色。他忽然意识到，男主最重的一场哭戏与审判夜太像，连灯光方向都像是为了复制他当时的脸。

    这场戏能让观众哭，也能让宣发轻易剪出预告。

    他拿起笔，在整整六页独白上画了一条横线。

    许棠抬头：“全删？”

    “删。”

    “这是情绪高潮。”

    沈砚把那六页翻过去：“真正疼的时候，人不一定有空把疼解释得这么漂亮。”

    第三天复核时，真实经历提供者之一来到现场。他看完男主的苦难线，问许棠为什么把自己的工伤写成主角成长的台阶。在现实里，他没有因此变勇敢，只是失去一份工作，手指至今不能完全弯曲。许棠当面道歉，并询问是否撤掉相关情节。

    对方没有要求全删，只希望电影承认事故之后还有漫长的复健、索赔和找工作，而不是男主替他说一句话就结束。剧本因此增加了一场很普通的戏：受伤者在医院填表，因为一栏日期写错又重新排队。没有冲突，没有英雄，却让围读现场比哭戏更安静。沈砚明白，痛不是越大越真，有时最难承受的恰恰是那些无人鼓掌的后续。

    离开前，那名提供者还要求合同补上一条：电影上映后，剧组不能安排他参加“原型人物逆袭”宣传。他现在仍在找工作，也不愿把余生固定成一次工伤的注脚。许棠把这条要求单独写进授权附件，并允许他在首映前再次确认相关镜头。故事可以借用一段经历，却不能顺手占有讲述者以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