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份条款单，没有一份长得像答案。

    平台报价最低。

    它愿意先支付六十万元剧本开发与样片费用，开发期九十日，完成内部绿灯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进入制作。若立项，制作预算另行审批，平台取得约定地区五年首轮独家播映许可。若未立项，已支付开发费不退，梁栩在结清已发生的第三方素材费用后可以带走剧本继续谈。

    青桥影业报出四百二十万元制作投资区间，希望由它担任主制作方，工作室保留联合制片职能。条款里给梁栩保留编剧署名和两轮修改沟通，却要求取得全球范围、全媒介、永久独家改编权。

    衡川的上限最高，五百六十万元。

    它不再要求青年项目库整体排他，只针对梁栩这一个项目设置十二个工作日尽调期。条件是衡川在回收本金后优先取得约定比例的风险收益，重大预算超支要重新审批，导演和主演不能由作者单方否决。项目如果在一百二十日内未通过投资委员会，优先期自动结束，已发生的二十五万元深化开发费不退。

    顾承钧把商业要求写得很清楚。

    钱多，控制也多。

    赵律师没有把“本金优先回收”标成霸王条款。承担更高比例风险的投资人要求回收顺位，在影视投资里并不罕见。真正需要谈的是回收口径、关联发行费用能否无限列入成本，以及衡川批准超支时有没有答复期限。

    江知微也没有因为平台金额低就把它排除。

    平台的发行能力和审核路径是实际价值，六十万元对应的权利边界比青桥清楚；但九十日开发期会消耗时间，且“结清第三方素材费用”没有列明费用上限，可能让作者在退出时背上一笔无法预估的账。

    梁栩坐在会议室另一端，面前只有脱敏对照表。

    投资人的商业报价没有彼此公开。对照表把金额、付款、期限、权利、主创变更、退出条件分别列开，不显示一家给另一家的底价，也不拿最高报价去逼最低的一方加钱。

    “我能不能先问青桥，为什么一定要永久？”梁栩问。

    “可以。”沈砚说。

    “问了以后，他们会不会知道另外两家没要永久？”

    “只问你自己的条件，不透露别人。”

    梁栩在视频里问得很直接。

    青桥负责人也回答得直接：“我们体量小，单靠首轮播映分账很难覆盖开发失败。永久改编权便于以后做长剧、电影或者海外版本，也方便找联合资金。”

    “如果一直没做呢？”

    “可以加开发期限。”

    “多久不做，权利回来？”

    对方没有当场拍板，提出七个工作日内提交修订版。

    这不是青桥退场，也不是作者赢了。

    永久权利本来就是它的报价基础，改成有期限回转，价格和投资上限都可能下降。规则能让双方看清交换什么，不能让所有人既少拿权利又多出钱。

    下午，衡川的尽调谈判改在一间有录音授权的会议室进行。录音只用于双方确认条款，不公开，也不作为宣传花絮。

    顾承钧先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付二十五万深化开发费，十二天后青桥照着我们的修改成果加价，怎么办？”

    “你们提交正式投资条款后，可以取得五个工作日同等条件优先权。”赵律师说，“只限这个项目，只匹配已经出现的真实报价，不延长到作者其他作品。”

    “五天不够走投委会。”

    “那就把内部审批前移。项目不能无限替你们承担机构流程。”

    顾承钧看向沈砚：“你一直强调限时，可影视项目不是标准商品。导演档期、平台窗口、艺人报价每天都在变。”

    “所以重大变化可以触发一次补充说明。”沈砚说，“但变化要具体。不能只写市场有变，评估继续。”

    “衡川接受十个工作日，不接受五个。”

    梁栩没有插话。

    这是投资方和项目管理方对风险窗口的谈判，不需要把二十三岁的作者推到前面独自扛下每一个专业判断。

    最后形成的版本是七个工作日。若新报价只提高金额、不改变权利与制作条件，衡川可以匹配；若新报价连导演方案、发行范围和作者权利都发生变化，则不视为同等条件。匹配期内，其他方的既有报价不得被秘密改写。

    衡川法务要求加入保密违约责任。

    赵律师同意，但把“任何项目讨论”改成“列明的未公开商业信息”，并排除依法披露、监管报送和作者向独立律师咨询。梁栩不需要为了看懂合同先放弃找律师的权利。

    谈到导演时，顾承钧提出衡川应有最终否决权。

    梁栩终于开口：“我不要求我定导演。我只想知道，如果换掉我参与过两轮沟通的人，谁要告诉我为什么。”

    衡川没有给他导演决定权，却同意把核心主创变更写成书面通知事项。投资方可以因预算、档期或能力判断更换人，作者可以提出一次书面异议；异议不自动阻止变更，但必须进入项目档案。

    这比“作者全权决定主创”少得多。

    也比“投资方可根据需要调整”多了一张不会消失的纸。

    晚上六点，平台项目负责人来到工作室看梁栩虚构直播界面的动态样片。

    她先确认账号、打赏榜、弹幕和后台数据全部是美术制作，不对应真实平台用户。随后提出，平台愿意把退出费用改成事先列明的封顶金额，并把九十日开发期拆成四十五日初评、四十五日深化两个节点。第一节点未通过，项目可以直接退出，不必再等后半程。

    “这是你们青年计划统一新规？”江知微问。

    “不是。”她说，“只是这一个项目的报价。试行通知还没有完成采购、法务和内容三部门会签，不能拿内部讨论当成平台规则。”

    沈砚点头，把这句话记进会议纪要。

    三方谈完，没有立即签投资合同。

    梁栩只授权工作室与衡川就二十五万元深化开发费和十二日项目尽调进入最终文本确认，同时保留平台与青桥的现有报价。衡川获得的是有对价、有起止时间的单项目优先，不是六名作者的门钥匙。

    二十五万元在合同签署前仍然不是项目收入。

    财务没有提前开票，数据室也没有因为“原则同意”开放作者私人账号。梁栩的沟通仍经过项目邮箱，采访对象授权书只提供核验结果和脱敏编号，不把姓名发给投资经理。

    会议结束时，平台财务发来另一封通知。

    《楼道灯亮着》第三笔节点款已经完成审核，预计在两个工作日内付款。附件列了付款依据：粗剪第二版接收回执、内容问题关闭清单、预算变更审批、权利链核验。

    这笔钱属于五百二十万元既定预算，不是平台看到舆论后追加投资，也不是对新规则的奖励。

    当晚，项目专户没有入账，工作室对外口径仍然是“审核通过，等待实际到账”。

    九点半，一家行业财经账号发出长文。

    标题写着：“衡川低头接受公开竞价，平台全面采用沈砚规则。”

    文中称，衡川已向梁栩项目无条件注资五百六十万元，放弃所有投资回收优先；平台则要求今后所有青年项目公开投资人报价、测试观众信息和完整作者资料，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三句话，三处错误。

    梁栩的名字没有出现，项目梗概却被写出了两个只有第二层材料里才有的场景细节。

    更麻烦的是，文章配图使用了一张平台“同层材料、限时反馈”试行通知的局部截图。

    那份通知还没有完成三部门会签，从未公开。

    截图右下角有一串文件水印。

    不是沈砚工作室的编号。

    它属于平台青年计划的一名外部评估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