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已经坐了大半，都是二排的人，一个个裹着灰绿色的防寒大衣，领子竖起来，帽子压到眉毛。

    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味和橡胶味。

    赫尔曼在弗朗克旁边坐下，把伞包搁在膝盖上，枪靠在舱壁。

    他的位置紧挨着一扇圆形的小窗，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霜，他用指甲刮了一下，露出外面灰蓝色的天。

    发动机启动了。

    整个机身开始震动，频率很低，从脚底板传上来，震得人牙根有些发麻。

    头顶的金属架子上挂着一盏应急灯，灯泡是暗黄色的，摇摇晃晃地亮了。

    弗朗克靠在座位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对面舱壁上的一个铆钉看。

    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我问你个事。”

    “说。”

    “我们这一万人跳下去，能活着回来多少？”

    赫尔曼没立刻回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那是出发前他随手拿的水果硬糖——剥了纸塞进嘴里，又把另一颗递给弗朗克。

    弗朗克接过去，剥了纸含在腮帮子里，等着赫尔曼说话。

    “最坏的预计是三分之一吧。”

    赫尔曼说，

    “也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

    看日军那边怎么打。但我觉得不会全死。”

    弗朗克把糖从左边腮帮子换到右边：

    “你怕死吗？”

    “怕。”

    赫尔曼把糖咬碎了，嘎嘣一声，

    “但我更怕活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成。

    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从生下来就在工人阶级家庭里，我父亲解放前在工厂干了三十年，手指头被冲床切掉两根，到死都觉得自己命该如此。

    我从小到大，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工人就不是活该给资本家干活的，生下来就不是。

    但日本那边的人还在当。

    我去跳这一次，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就为了那个跟我爹一样被剥削的日本工人，能有一天不用再被伤害了。”

    弗朗克嚼着糖，没说话。

    机舱里有人在低声哼歌，调子很轻，听不清是什么，但节奏像是一首老工人歌。

    发动机的声音大起来了，机身开始沿着跑道缓缓滑动。

    弗朗克忽然说：

    “排长，我入伍的时候，体检刷了三批人。”

    赫尔曼扭头看他。

    “我们那批征兵的，三百多个人来报名，最后只留了四十个。

    体检筛一道，政审筛一道，体能测试再筛一道。

    我以为当伞兵就是跳个伞，结果到了训练营才知道——光跳伞就跳了六种机型，白天跳、晚上跳、雨天跳、大风天跳、挂装备跳、带武器跳。

    光是练落地翻滚就把我膝盖摔肿了三个月。”

    他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练战术，天天在山里跑，背着三十斤装备跑二十公里，跑完还要打靶。

    打不准的加练，加到准为止。”

    赫尔曼说：

    “所以你才站在这儿。三百多个人里挑出来的四十个，每一个都是尖子。”

    “我们连长说了，伞兵是全军挑出来的骨头里的骨头。”

    弗朗克把糖咽下去，

    “他说整个人民革命军，能进空降兵的不到百分之五。

    我们拿的枪是最好的，穿的防寒服是最好的，连跳伞训练用的飞机都比别的部队多。

    他说我们才是德国精锐中的精锐，王牌中的王牌！”

    赫尔曼从窗口往外看了一眼。

    飞机已经在跑道上加速了，两侧的机库和油罐车快速后退。

    他收回目光，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待遇最好吗？”

    弗朗克摇头。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从天上打出去的。”

    赫尔曼的声音在引擎的轰鸣里听得很清楚，

    “以前没有德国兵从天上落到别国去过。我们跳下去，不光是打仗。

    我们是打样子的。

    后面的人看着我们，全世界看着我们。我们打好了，以后德国军队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这支军队的兵，是从天上来的，打不垮的。”

    弗朗克把空了的糖纸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上衣口袋。他想了想，说：

    “排长，我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当兵就是扛枪。

    后来长大了，入了伍，上了政治课，才明白当兵是扛什么。”

    “扛什么？”

    “扛着后面的人。”

    弗朗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韦格纳同志在电报里说的——‘我们不是魔鬼’。

    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跳下去的时候，手里拿着枪，但我不是去杀人的。

    我是去告诉那边的老百姓，有人从天上拯救他们来了，不是来杀他们的。”

    赫尔曼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他靠在舱壁上，感觉到飞机已经离地了，失重的感觉从胃里往上翻了一下。

    他闭上眼，调整呼吸。

    机舱里的震动越来越强，发动机的声音从低沉的嗡鸣变成了稳定的轰鸣。

    应急灯的光在舱壁上投下一圈一圈晃动的影子。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飞机爬到了巡航高度。

    机舱里的温度降下来了，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白雾。

    有人开始打盹，脑袋歪在肩膀上。

    弗朗克没睡，他从背包侧袋里摸出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翻开来看。赫尔曼瞄了一眼——封面印着“人民革命军战士读本”，第三版，柏林，一九三七年。

    “你把这个也带来了啊？”

    赫尔曼问。

    “当然啊。”

    弗朗克说，

    “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写得挺好，你听——”

    他翻到某一页，借着应急灯的弱光，一字一字念出来，

    “‘无产阶级战士的勇敢，不是不怕死。是怕死，但知道为什么必须去死，所以还是去了。’”

    赫尔曼听完了，沉默了一会儿，说：

    “写这话的人，肯定没坐过飞机。”

    弗朗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把小册子合上塞回口袋，靠在座位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你说朝鲜那边什么天气？”

    “冷。”

    赫尔曼说，

    “据说比柏林冷。

    风大。

    跳下去的时候别张嘴。”

    “知道了。”

    弗朗克闭上眼，

    “我眯一会儿，等到了叫我吧。”

    飞机往东飞。

    窗外的云层厚了，看不到地面。引擎的轰鸣稳定地响着，像持久而深沉的脉搏。

    赫尔曼没有睡，他一直看着窗外——看不到什么，只有一片灰白色的混沌。

    但他知道那个方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海的那一边，有一片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在等着他们。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铝牌，用拇指摩挲着上面的编号。

    铝牌被体温焐热了，不再那么凉。

    他把牌塞回去，系好扣子，然后也闭上了眼。引擎的震动从座椅传到他的后背，又从后背传到脊柱，像有人在有节奏地敲一面很远很远的大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