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本章被审核数次，是在是太无奈了。

    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西侧的空降兵营区，十一月二十日傍晚。

    天已经黑透了，营房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在雪地上拉出一排歪歪斜斜的亮格子。

    风还没停，把营区门口那面红旗吹得猎猎作响，旗角拍打着旗杆，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

    二排的营房里生了炉子，铁皮炉壁烧得暗红，暖气把窗玻璃上的霜花烘化了一半，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

    赫尔曼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把伞包摊在膝盖上做最后一次检查。

    背带、扣件、拉索、备用伞的折叠状态——一样一样过手，指尖摸到每一处接缝。

    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检查两遍，第三遍闭着眼用手摸。隔壁铺位的弗朗克也在收拾装备，把子弹带里的弹夹抽出来用布条擦，擦完再一个个压回去，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排长，”

    弗朗克边擦边说，

    “刚才连部通知，说今晚各排自己搞动员，明天中午之前全营登车。”

    赫尔曼头也没抬：

    “嗯。你去找司务长领东西。”

    “领什么？”

    “每人半斤香肠，两个酸黄瓜，还有酒。连长批的条子。”

    弗朗克眼睛亮了一下，把弹夹往子弹带里一塞，站起来就往外跑。赫尔曼在后面加了一句：

    “别忘了领面包！”

    弗朗克已经出了门，声音从走廊传回来：

    “知道了——”

    二十分钟后，弗朗克抱着一个木箱回来，箱子往地上一墩，里面是油纸包着的香肠、酸黄瓜、几根黑麦面包，还有四瓶酒——两瓶柏林本地的黑啤，两瓶是产自莱茵兰调来的白葡萄酒。

    另外还有一包裹着的熟鸡蛋。

    “司务长说就这些了。”

    弗朗克把东西一样样摆到桌上，用牙咬开瓶盖，先给赫尔曼倒了满满一大杯黑啤，又给自己倒上。

    泡沫从缸口漫出来，滴在桌面上，他拿手指头一抹，顺手擦在裤腿上。

    二排二十多个人陆续围过来。

    椅子不够，有人坐铺位，有人蹲着，有人直接坐在翻过来的空弹药箱上。

    炉子烧得旺，屋子里渐渐暖和起来，混着香肠的咸香和啤酒的苦味。

    有人用小刀把面包切成片，有人把酸黄瓜直接用手掰成段分着吃。

    弗朗克把熟鸡蛋剥了两个，一个递给赫尔曼，一个自己咬了一大口，蛋黄太干，噎了一下，赶紧灌了口啤酒。

    哈尔伯中士是排里年纪最大的，三十四岁，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左胳膊上有一道从肩膀拖到肘弯的旧伤疤。

    他盘腿坐在铺位上，把香肠切成薄片，一片一片码在面包上，动作很慢，切完一片吃一片。

    吃到第三片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看着满屋子的人，说了一句：

    “同志们，我说两句。”

    屋子里安静下来。

    炉子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一声。

    哈尔伯把刀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声音不高，沙哑，带着一点波兰边境那边的口音：

    “明天晚上这个点，我们就不在柏林了。

    后天在船上，大后天在朝鲜。

    九天之后在飞机上。

    再往后——就看各人的命了。”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放下，继续说：

    “我不讲大道理。

    道理连长讲过了，营长讲过了。

    我就说一件事——我打了三年仗，西班牙打过，冰岛去过，纽芬兰也去过。

    每次出发之前，都有人跟我说，哈尔伯，你这一去可能回不来。

    我都说，回不来的话，记得把我那双靴子捎回去给我弟弟。”

    屋子里有人笑了，笑声不大，但确实笑了。

    哈尔伯没笑。他把酒杯在手里转了一圈，说：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另一件事。

    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有个当地的老头，六十多岁，种橄榄树的。

    我们打完仗撤走的那天，他从家里拿了一瓶自己榨的油，非要塞给我们。

    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你们让我看见了，世界上有人是愿意替别人去死的。

    就这一条，我这辈子值了。’”

    他停了一下，环顾了一圈。

    “同志们，我们跳下去，可能死，可能残。

    但我们在九州岛上把那些被军国主义骗了半辈子的日本老百姓当人看——这些事情，他们会记住。

    就像那个西班牙老人记住我们一样。

    她们会记住，有一天从天上落下来的人，跟她们以前见过的那些兵不一样。”

    他把酒杯举起来，里面还剩半缸啤酒，泡沫早就散了，液体在灯光下是暗红色的：

    “我就说这些。喝。”

    所有人都举起了缸子。

    二十多个杯子碰在一起，声音很杂，有的脆，有的闷，有的缸子边缘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黑铁的颜色。

    弗朗克碰完杯，仰脖子灌了一大口，啤酒从嘴角漏出来一点，顺着下巴往下淌，他拿袖子一抹，咧嘴笑了。

    接下来是自由说话的时间。

    有人聊起训练时候的糗事——一个叫韦伯的二等兵说他第一次跳伞的时候太紧张，把备用伞的拉环当主伞拉环拉了，结果主伞没开，备用伞倒是弹出来了，人挂在半空打转，落地之后吐了一地。

    旁边的人起哄说韦伯你那次把教官脸都吓青了，韦伯说教官脸本来就青，是冻的。

    又有人说起在冰岛的时候，有一回吃海豹肉，那味道跟咸鱼和橡胶的混合体差不多，全排一半人拉了三天肚子。

    笑声一阵接一阵，不大的营房里热气腾腾。

    弗朗克笑得最响，差点从弹药箱上翻下去。

    赫尔曼闭上眼睛。

    炉子的暖意烘着他的脸，啤酒的苦味还留在舌根。耳边的声音渐渐低了，有人在轻声哼歌，调子是《从废墟中崛起》，但词是乱编的，唱到一半自己忘了，旁边的人接着唱下去，也不对，又笑。

    他睁开眼，环顾了一圈屋子里的人。

    哈尔伯正在跟韦伯比划什么，两只手在空中画圈，大概是又在讲西班牙那老头的事。

    弗朗克坐在弹药箱上，一手拿着半截香肠，一手翻着那本战士读本，看得还挺认真。

    京特回到了自己的铺位，把被子叠了叠垫在腰后，靠着墙发呆。

    炉子里的火苗跳动着，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墙上晃来晃去。

    赫尔曼把缸里最后一口啤酒喝完，站起来走到桌边，把空缸子放下。

    桌上还剩半根香肠和一块面包，他用油纸包了包。

    他走到窗前，把蒙在玻璃上的霜花用手掌焐化了一块。

    外面是营区后面的空地，再远一点是机场围栏，围栏外面是黑沉沉的柏林郊野。

    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厚云压着，看不到任何光。

    但他知道那个方向，往东，往东再往东，跨过波兰，跨过苏联，跨过朝鲜半岛，再跨过一道海峡，就是日本。

    十二月二日清晨，他会站在机舱门口，跨出去。

    他转过身来，拍了拍手，声音不大，但屋子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同志们，差不多了。

    明天中午十二点登车，九点之前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伞包今天晚上再检查一遍，谁要明天早上让我发现背带没扣好的，自己跟连长解释去。”

    屋子里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应答声和挪动身体的声响。

    哈尔伯站起来，把切香肠的小刀折好塞进口袋，用脚把地上的碎纸和鸡蛋壳拢了拢，扫到墙角。

    弗朗克把读本合上，小心地塞回背包侧袋，然后开始叠自己的被子。

    赫尔曼走回自己的铺位，把伞包重新拿起来，背带一根一根过手。弗朗克从对面探过头来：

    “排长，到了朝鲜还有酒吗？”

    “听说那边有烧酒。”

    赫尔曼头也没抬，

    “不过别指望。打仗的时候有口水喝就不错了。”

    弗朗克嘿嘿笑了两声，缩回去继续叠被子。

    炉子里的火渐渐矮下去了，红光变成了暗红，最后只剩一层薄薄的白灰盖着炭。屋子里的温度开始下降，窗玻璃上又慢慢凝起了霜花。

    赫尔曼检查完伞包，把它靠在枕头旁边，铺开被子躺下去。枕头底下压着那枚铝牌，他摸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

    黑暗中，他听见弗朗克那边翻了个身，然后是一声很轻的嘟囔，听不清说什么。

    走廊尽头的灯熄了，整栋营房沉入黑暗。

    只有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偶尔从外面传来，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睡吧。”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外面起了风，把窗户吹得轻轻晃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