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弗朗西丝是个写小说的，不是科学家，她找的人也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只是一个在自家后院养苍蝇的老头。

    法官点了点头。

    男人无罪释放。

    他走出法院的时候，记者围上来。他低着头，用手帕擦了擦眼角。“我为这一桩谋杀感到愤怒，为妻子的遭遇同情不已，我要为妻子服丧。”

    他说，声音很轻，很悲伤。第二天的报纸上，他的照片印在头版。标题写的是：“伯爵之子丧妻，悲痛欲绝。”

    没有人提那些虫子，没有人提那张纸，没有人提弗朗西丝。

    她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辆马车走远。车轮碾过石子路，咕噜咕噜的。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

    后来，那个兼职法医找到她。

    他约她在咖啡馆见面。他穿着旧外套，袖口磨得发白。手指上还有干了的血渍，不是病人的，是尸体的。

    “那女人身上有瘀伤。”他说，声音很低。“旧的，新的，叠在一起。肋骨断过，旧伤。手臂上有抓痕，指甲断了两根。肯定被人打过，不止一次。”

    弗朗西丝看着他。“你之前怎么不说？”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手。

    “男人打女人，”他说，“这不是定罪的理由。法庭也不会认可。法官只会说，这是家务事。陪审团只会觉得，那女人肯定做了什么惹他生气的事。”

    他顿了顿。

    “况且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做不到你那么勇敢。”

    弗朗西丝没有说话。她端起那杯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的，涩的，可她咽下去了。

    她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法院不认瘀伤，不认虫子，不认那些

    被丢在乡下的女人。他们只认口供，只认证人，只认那些穿着体面、笑得得体、在法庭上低着头、用手帕擦眼角的人。

    她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我请。”她说。

    法医没有推辞。

    她走出咖啡馆，站在街边。伦敦的天还是灰蒙蒙的，煤气灯还没亮。她站了一会儿，才迈开步子。

    弗朗西丝做了她能做的一切。

    她找了医生。医生切开尸体，指着颅骨上那个圆形的洞，说这是钝器击打造成的。

    她找了昆虫学家。老头用尺子量了那些蛆虫，翻开笔记，算出死亡时间，把男人的不在场证明撕开一个口子。

    她把这些证据带到法庭上，把那个贵族扯到了审判席上。

    可这就是全部了。

    陪审团都是男人。贵族男人。

    他们穿着深色的外套，领巾系得一丝不苟，坐在那里，看着被告席上那个同样穿着深色外套、领巾系得一丝不苟的男人。

    他们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一起打过猎，在同一个俱乐部里喝过酒。他们不会说“我认识他，所以他不该死”。他们只会说“证据不足”。

    法官是法官。可他也是贵族。

    他和被告的父亲是老相识。他在法庭上没有笑，没有皱眉，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他只是偶尔点点头，偶尔翻一翻桌上的文件，偶尔咳嗽一声。可那些点头，那些翻文件，那些咳嗽，都在告诉陪审团——这个案子，没什么好审的。

    她写了一封信。不是写给报社的，不是写给法官的，是写给那个女人的家族的。她写了医生的发现，写了昆虫学家的证词，写了法庭上的每一个细节。

    她写了那个女人身上的瘀伤，旧的，新的，叠在一起的。她写了那些被忽略的蛆虫，那些被嘲笑的话。她把真相，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装进信封，封好，叫来一个信差。

    她等。

    等了几天，几周。没有回信。她又等。

    后来她听说，那个女人的家族，和那个男人的家族，私下谈了一笔钱。不是赔偿，不是道歉，是“监护不当”。

    一笔钱。那个女人的性命，最后就是一笔钱。

    也许还有别的资源交换，不是她能知道的。

    十几日后，玛丽写完了这个故事。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又下雨了，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沙沙的。书房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她自己的呼吸。

    她盯着桌上那叠稿纸，看了很久。那些字，那些虫子，那些在法庭上笑着的男人，那些被丢在乡下的女人。她写了，可写完了，心里却空落落的。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雨丝飘进来，凉凉的，落在她脸上。她站了一会儿，又坐回去，拿起那叠稿纸，翻到第一页。

    空白处，她拿起笔，写下几个字——《虫子的证词》。笔尖停了一下，划掉虫子改成蛆虫。又继续写：第十七卷。

    玛丽盯着稿纸第一页那行字——《蛆虫的证词》。她看了很久。

    蛆虫。那些在尸体上蠕动的小东西，白的，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声音。它们不会说话，可它们说了真话。

    它们告诉弗朗西丝，那个女人死了多久，死在什么季节，死在这片林子里，没有被移动过。

    它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可法庭不认。法官说荒谬，陪审团摇头，律师笑着说“一个写小说的，一个养虫子的老头”。

    那些蛆虫的证词，在那些体面人面前，微不足道。

    可那些体面人的证词呢？那些穿着深色外套、领巾系得一丝不苟的先生们，坐在证人席上，说“那天晚上他参加了晚宴，从八点到凌晨一点，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他们的证词，被法官点头，被陪审团认可，被记者写在报纸上，印在头版。他们的证词，都是假的。可它们被当作真的。

    因为它们是从体面人的嘴里说出来的。

    玛丽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蛆虫的证词，和体面人的证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是因为太卑微，一个是因为太虚伪。可卑微的那个，至少是真的。虚伪的那个，连真话都不敢说。

    她把稿纸拿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她写得很小心。那个男人，她没有写他是哪位伯爵的儿子，没有写他的姓氏，没有写他在伦敦的住址。

    那个女人，她没有写她是公爵的女儿，没有写她叫乔治亚娜，没有写她住在约克郡的哪栋宅子里。

    她只写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乡下庄园，一片浓密的林子，一具生满蛆虫的尸体。

    玛丽把手稿包好，用细绳扎紧。她叫来管家。“送到出版社。埃杰顿先生收。”管家接过包裹，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这些日子，她忙着写稿子，几乎不出门。那个洛维尔子爵，她给他签了名，把书寄了过去。后来他送来的邀请，她一律拒绝了。不赴宴，不看戏，不散步。回信写得客气，可每封都一样——多谢邀请，不便前往。她以为他会知趣。可他没有。

    埃莉诺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拜帖。烫金的边，印着纹章，字迹工整。“小姐，洛维尔子爵又递名片来了。问什么时候拜访方便。”

    玛丽捏了捏眉心。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不是烦，是累。那种见了又见、说了又说、可对方永远听不懂的累。她坐直了身子。“回帖说，下午请他过来。”

    埃莉诺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出去了。

    凯蒂推门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玛丽，你是不是准备做贵族夫人了？”她的眼睛亮亮的，嘴角弯着，带着那种藏不住的笑。“咱们家要出一位尊贵的夫人了。母亲要是知道了，肯定会乐疯的。”

    玛丽看着她，叹了口气。“过来坐。”

    凯蒂在她旁边坐下，把书放在膝上。

    玛丽问：“你从哪看出我要做贵族夫人了？”

    凯蒂眨了眨眼。“那位子爵。人长得好看，又是贵族，还十分耐心。来了那么多次，你拒绝了他那么多次，他都不生气。玛丽，你难道一点都不动心吗？”

    玛丽无奈地摇了摇头。

    “凯蒂，你是不是又看了不少言情小说？”

    凯蒂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他们那样眼高于顶的人，怎么会看上乡绅小姐？”玛丽说。“还有我这样的，不安分的女人。”

    她顿了顿。“他们是负债累累。等着我用嫁妆给他们填窟窿呢。”

    凯蒂愣住了。

    “你没事少看点言情小说。”玛丽看着她。“你才能看清这世界的真相。”

    凯蒂张了张嘴。“不会吧？那人之前经常风度翩翩地出现在门口。不像是那种浪荡子弟。”

    玛丽靠在椅背上。

    “父辈把他们该继承的东西败光了。”她说。“他们浪荡也好，不浪荡也好，都改不了一个事实——他们需要钱。”

    凯蒂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本书。言情小说。封面花花绿绿的，印着一男一女拥抱在一起。

    玛丽伸出手，把那本书从她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

    “借我看看。”玛丽说。“看完还你。”

    凯蒂抬起头，看着玛丽。“还以为你不喜欢看这种？”

    玛丽笑了笑。“不是不喜欢。是不能只看这种。”

    凯蒂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