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黄,黑的更黑了.

"大点儿,大点儿!"聂赫留朵夫望着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的痛苦哀号."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是."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肯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很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连恻隐之心都没有.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将现有秩序维持,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可以把别人当作物品看待,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是不需要的;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派,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来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有爱心,但人对待人爱心却不能没有,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最好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能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凉快下来的天气,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答案.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戴着几只手镯在裸露的手臂上.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呢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洋洋自得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衣,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打算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住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把长袍前摆掖起,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经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望着小姑娘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加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咕咚咕咚喝着酒;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紧紧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喝了几口.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在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看不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比较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在罗唆什么呀?"她补充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咳,他又瞎扯了......"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就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向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只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里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并且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的到来,使他暂时住了口.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高兴地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生气地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没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一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全都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用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抵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抓起公文,一口气跑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被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文?’我就马上把公文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车套上,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嗯,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嗯,爹也没事吧?’我说